混业经营金融风险度量相关研究

一般情况下，操作风险都是对商业银行而言的。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定义，它指的是由于不完善或者有问题的内部操作过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对商业银行来说，操作风险是伴随着它的存在而存在的，因此，自世界上第一所银行成立开始，操作风险就随之产生。然而，与市场风险相比，人们对操作风险的注意和研究相对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开始对其重视起来。由于有关操作风险发生的原因、规模、损失程度等各方面的信息往往只能通过报纸、电视新闻等公共媒体渠道或者相关机构专门调查的结果来获取，因此，对于操作风险来说，能获取的可以用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相关数据或者信息与市场风险比起来要少得多。不过，仅仅从这些能获取的数量并不十分庞大的信息中，就足可以看出操作风险的发生给银行机构带来的不可忽视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

2008年，巴塞尔委员会（BCBS，2009）对全世界17个不同国家共计121所银行机构的操作风险损失事件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所有这些被调查的银行报告的操作风险损失事件一共有1060万次，比2002年的47 269次要多得多。仅从这种事件发生的数量上来看，在短短几年内由几万次增长到一千多万次的大幅度增量就足以让人们震惊，而事件发生给银行机构带来的惨重损失，更是成功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让人不得不对其足够的重视。1995年巴林银行因为操作风险事件而倒闭，2008年法国兴业银行由于操作风险事件的发生而导致其蒙受了49亿欧元的损失。上述两个事件是整个国际金融界内操作风险损失事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虽然并不是每次操作风险发生时都会给银行机构造成如此惨烈的损失，但是操作风险事件对银行机构的破坏力绝对是不容小觑的。Hull（2007）在其专著中就提到过，由于操作风险而给银行带来的损失超过1亿美元的事件就曾发生过100多次。当然，这些事件包括上面提到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当然，也可以通过各公共媒体渠道，如电视、网络新闻、报纸等获得有关操作风险的各种信息。但是，由于新闻媒体对所报道的新闻具有选择性，在同期新闻中可能不会对有关银行操作风险损失事件的新闻进行报道，或者银行机构出于保护自身信誉等原因对银行内发生的操作风险损失事件进行隐瞒或回避，导致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性增大，能获取到的相关资料较少。根据谢恒等（2010）所撰写的文章可知，就中国农业银行而言，其每年由于操作风险而造成的损失就有几百亿元。另外，裴晓兰（2010）报道指出，北京农商行被贷款人骗贷7.08亿元。而根据邵蔚（2011）的报道，2010年齐鲁银行由于外部人士伪造金融票据等犯罪手段陷入金额高达10亿到15亿元的操作风险事件中。

上面提到的各银行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只能算是所有此类事件中的九牛一毛，然而，仅从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件中就可以看出对操作风险进行恰当的管理是银行业不可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后版本中，特意将操作风险也纳入到了银行资本的监管中，并将其与另外两个主要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并列，使得这三种风险成为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从操作风险的提出至今，关于其度量的研究有很多。许多学者一直致力于为操作风险的度量提供更有效的方法，如Cornalba等（2004）在贝叶斯网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操作风险进行度量和预测的统计方法，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Chapelle等（2008）则以高级度量方法（AMA）为基础，对操作风险度量和管理的实用方法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对操作风险进行度量的实证研究，并以实证研究的结果为依据，给出了对操作风险进行管理的建议。Figini等（2013）将贝叶斯方法与损失数据的自我风险评估相结合，对操作风险的度量和评估进行了研究。此外，Cruz（2002）、Degen等（2007）、Director等（2012）等都对操作风险度量的模型和方法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各研究者们在对操作风险度量的研究中，使用得最多的是极值理论和损失分布法。本文在对混业经营下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度量中，也是以极值理论为基础的。有关极值理论在操作风险度量中应用的研究有很多，如Embrechts（2003，2006）利用多维极值理论对操作风险进行了度量，并得出极值理论对操作风险的度量效果较好的结论。Moscadelli（2004）则在极值理论的基础上，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统计的47000个操作风险损失事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到GPD对操作风险上尾分布拟合性很好的结论。Patrick（2006）基于极值理论和公开的极值数据对操作风险进行了度量，并得出与市场风险资本金相比，操作风险资本金要大得多的结论。Yao等（2013）基于极值理论中的峰值方法对CVaR风险度量模型和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度量进行了研究。此外，Embrechts等（2007）以及Li等（2013）都对极值理论在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度量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其中，Li等（2013）还对极值理论在操作风险中的整个应用过程和方法体系进行了详细介绍。Rocco（2014）也对极值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利用极值理论对样本数据的VaR和ES值进行了计算，并对特殊情况下的市场间风险传递性和相依性进行了分析。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如Omar（2008）、Teply（2012）、Yao（2012）等。而在Annalisa等（2003）的研究中，通过将极值理论与Copula函数结合起来，给出了对银行操作风险进行度量的模型，并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对操作风险的损失分布函数以及相应的风险值（VaR、ES）进行了计算。将极值理论与Copula函数相结合，在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进行度量的研究中并不罕见。特别是在对操作风险事件按其事件类型或者其他因素进行分类，再对总体操作风险进行度量的研究过程中，这种方法应用得很广泛。(https://www.xing528.com)

在对混业经营下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度量的研究中，也是将极值理论和Copula函数结合起来对总体操作风险进行度量的。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了已有的关于Copula函数在操作风险度量中的应用以及Copula函数与极值理论结合起来在操作风险度量中的应用等研究的结论。到目前为止，有关Copula函数在操作风险度量中应用的研究有很多，如Dalla等（2008）对操作风险度量的统计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利用Copula分布对高维操作风险变量之间的相依关系进行描述的方法。Luciana（2009）对贝叶斯Copula分布进行了研究，并将其运用到了操作风险管理中。Danae等（2009）也将操作风险看成多元变量，利用Copula函数对其进行建模，提出了一种新的对操作风险进行建模以及对所需资本进行估计的方法体系。并将该方法体系应用到了意大利银行的历史损失数据中，以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Arbenz（2013）则在已有Valle（2009）关于贝叶斯Copulae分布及其在操作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该研究结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指正，并对贝叶斯Copulae分布及其在操作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说明。明瑞星等（2013）利用尾相关Copula对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进行了度量。类似的研究还有Valle（2012）、Zhou（2011）、周艳菊（2011）以及Vukovic（2015）等。除此之外，将Copula函数与极值理论结合起来对操作风险进行度量的研究也有很多。Gregoriou等（2011）在其有关操作风险的著作中给出了将极值理论与Copula函数相结合，建立对操作风险进行度量的多元模型的思路和方法。Jing等（2013）也基于极值理论和多元Copula函数，提出了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进行度量的方法和模型。而Abbate等（2008）则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极值理论和Copula函数在操作风险度量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既给出了利用极值理论和copul函数对操作风险进行度量的理论方法体系，也给出了对应的实证分析和结果。与该问题相关的研究还有Szkutnik（2013）、Damico（2014）、陈振龙（2016）等。

当然，在用Copula函数对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进行度量前，先要根据操作风险损失强度（即操作风险损失金额的大小）的历史数据对其分布函数（即边际分布）进行估计。已有的相关研究表明，操作风险损失数据的分布往往具有尖峰厚尾的特性，且其性质与次指数分布族相似。因此，在对其分布函数进行估计时，通常都会用到次指数分布的相关性质。本文在对混业经营下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损失强度的分布函数进行估计时，也用到已有的关于次指数分布性质的研究结果，如Stam（1973）、Omey（1986、2006）、Yang（2011）等。另外，本文在对混业经营下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度量的实证研究中，利用Copula函数对内部欺诈和外部欺诈损失之间的相依结构进行了描述。在利用Copula函数对样本数据进行拟合以后，还要对其拟合的效果进行检验，这就涉及对Copula函数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的问题。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如Dobric等（2007）对基于Rosenblatt转换的Copula拟合优度检验进行了探讨，发现当边际分布函数已知且将其用在检验统计量中时，该检验方法的效果比较好，但是当边际分布函数未知，且在检验统计量的计算中用其经验分布的估计值代替时，该检验性质有显著的改变。通过对一些特殊实例的模拟对该结论进行了验证。Christian等（2011）也提出了一种基于Cramér-von Mises统计量的、检验双变量分布函数是否属于给定的参数极值Copula族的方法和步骤。在检验的过程中，利用了参数bootstrap以及蒙特卡罗模拟的方法，且对参数bootstrap法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Gayraud等（2011）则对二维随机样本数据的Copula密度假设检验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平滑度不受约束的统计量，该统计量可以达到使得收敛速度的最大值最小的目的。除此之外，Ma等（2013）还利用数学的方法，将基于Rosenblatt转换的二维Copula拟合优度检验方法推广到了三维。同时，给出了基于bootstrap的检验方法，并通过先模拟再检验的实证研究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得到了该方法适用的Copula类型以及该方法在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结论。Huang等（2014）则提出了一种基于等级排列的对Copula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的方法，并且将该方法应用到了两只股票的Copula拟合优度检验中。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如Emura（2010）、Touboul（2011）、Genes（2009）、Chen（201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