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实践发展及专业社会学在我国发展的成果

自20世纪以来，专业现象吸引了大量学者们的注意。对专业现象和发展趋势的关注，引发了学者们对专业的不断研究并逐渐形成了特定的研究领域——专业社会学。研究通过专业社会学的视角来探索专业以及其衍生词汇，如专业化以及专业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主要关注人类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含量极高的职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和教师等。^[22]专业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专业社会学在国际比较方面有着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流派：英美流派以及欧洲大陆流派。英美流派主要是关注职业封闭（closure）和形成所谓的“市场保护”（market shelter）。这个流派的研究认为专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国家的保护就需要组织起来，形成专业团体、实现专业壁垒、获得市场保护。欧洲大陆流派主要关注政府对专业发展的干预。此外，该流派对于专业有着更广泛的理解，包括专业身份、职业轨迹以及专业教育与培训等。

专业社会学这一领域对我国的学术界来说，还是相对陌生的领域。事实上，专业实践在我国也是发展已久的，只有没有系统地加以理论总结。国内有关专业社会学领域的探究在新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如赵康结合国内外资料概括出专业的六个属性，并发展了专业化运动理论，该运动理论可以对一项职业的专业化水平进行定量的测量；刘思达对西方专业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研究流派、主要研究问题以及批判理论进行了评述，并着重对专业自主性以及国家干预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此外，国内将专业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运用于各个职业的发展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有关教育领域从业人员专业化的研究不断涌现，既有对整个教师群体的专业化的研究，也有针对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学科的教师和管理者专业化的研究。如刘捷对教师专业化的研究、张景美对成人教育教师专业化的研究、乔红心对成人教育管理人员专业化的研究、黄爱峰对体育教师专业化的研究等。

早期的西方社会将医生、牧师、律师称为“伟大的传统专业”。而如今，越来越多的职业开始有着传统专业的特征（Voller & Mills, 1966），一些职业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它们的专业地位，而另一些还正在朝着专业化的方向靠拢。威伦斯基（Wilensky, 1964）曾提过一个关于如何定义专业的经典问题：“医生和木匠，律师和汽车工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们认为医生和律师是专业而其他不是呢？”^[23]数位学者都曾经用列举特征的方式来定义“专业”，即对专业的特征进行描述性定义，并以此将专业和其他行业区分开来（Wilensky, 1964; Millerson, 1964; Greenwood, 1966）。卡尔-桑德斯（Carr-Saunders, 1928）将专业定义如下：专业即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和专门的职业训练，获得充实的知识与熟练的技巧，从而为他人提供服务，进而获得报酬。布兰代斯（Brandeis, 1933）年提出，相较其他职业，专业更为正式，专业的职业需要相当程度的智慧和学问，需要接受扩充知识的上岗训练。他进一步指出，专业与单纯的技能不尽相同，专业并非一种获得酬金的谋生工具，而旨在服务他人。因此，他认为不应该以经济上的收入来衡量专业从业者是否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职业。1953年，科根则将专业的专业性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他指出专业首先需要对一种学科甚至科学的理论体系有深入系统的学习和理解^[24]。休斯（Hughes, 1963）虽然没有像科根一样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但指出专业从业者需要深刻了解自己的行业，才能够为顾客指点迷津、排忧解难。如果从业者的专业知识和行业理解没有远胜于顾客，则无法提供恰当服务。^[25]事实上，正如上述的几种界定所展示给大家的，对“专业”如何定义的问题一直以来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可见，学术界主流研究都对专业的定义有着多种角度、不同程度的理解。弗赖森（Freidson, 1994）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对专业的两种不同诠释：宽泛看来，专业的人群全体都通过高等教育而获得了扎实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理论基础，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优秀学历使得他们具有优势，由此获得威信。从这点看来，教育背景的重要性胜于职业技能。而另一种诠释的范围更为狭义，认为专业还体现在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上，职业身份不同则思维方式不同，行业不同则制度不同。这种看法将每一个专业职业区分开来。^[26]

无论是从不同的概念定义还是以不同理解方式来研究专业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这样的描述以及归纳的方法还不足以决定一个活动的专业地位，专业社会学的学者们开始思考是否存在着塑造一个活动进化为一门专业以及一群从业者进化成专业工作者的特定过程或者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们开始对专业化进行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认为，通过列举特征的方法定义“专业”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不同的学者对专业概念的列举就可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Millerson, 1964）。贝克尔（Becker, 1962）认为“专业”这一名称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符号，它的意义在于使一个行业专业自主性与从业者所享受的声望在社会中获得合法性。学者们认为关注专业化过程中知识的功能以及实现专业化的社会条件，比仅仅通过专业特征的列举来理解专业更加有意义（Roth, 1974; Klegon, 1978）。

在专业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以不同的研究视角，通过专业化的四个特征来理解专业化即专业化的功能性特征、专业化的结构性特征、专业化的垄断性特征以及专业化的文化性特征（Abbott, 1988）。

卡尔桑德斯等人（Carr-Saunders & Wilson, 1933）认为专业化的重要意义在于“以知识服务于权力”，主张专业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古德Goode, 1957）将专业化的群体看作是一个通过共同的价值语言以及相同的认同感所约束的共同体，而这样一个共同体必须与社会相联系，社会通过给予专业团体直接的社会控制权力而实现其对这一共同体间接的控制。专业化的群体与社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专业化的群体间接地影响着社会，而正是由于该群体的专业性，社会才赋予它如此重要的影响力。弗赖森（Freidson, 1994）也强调了专业化过程中知识的地位。他认为，在专业化过程中，“一个组织起来的组织宣称从事这一职业需要具有特定功能的、深奥的能力才能保证工作的质量，并且该职业应该具备有造福社会的功能”。^[27]由此可以看出，专业化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效用。

卡普洛（Caplow, 1954）认为专业化有四个步骤并且强调每一个步骤的排他性。这四个步骤包括：（1）建立专业协会；（2）为该专业职业命名；（3）明晰该职业的社会使命，规范该职业的道德准则；（4）将道德准则发展为法律。威伦斯基（Wilensky, 1964）认为专业化是一个秩序井然的过程，每一步的顺序都不可更改。他认为专业化的过程中最主要的两个步骤是建立培训学校和大学，如果在一开始不具备建立大学的条件的话，日后就需要尽可能发展。第二个步骤是成立专业组织。他认为成立专业组织有三大益处：第一，有助于对本专业的主要任务形成自觉；第二，有利于专业实践拓展国际视野；第三，便于与邻近专业进行竞争以最终形成具有排他性。接着，是规章制度、道德准则等各种结构性制度的建立，与相对概括和模糊的职业伦理相比，接下来则需要将笼统、模糊的职业伦理进行进一步细化和规范，有结构地建立起相应的规章制度，划定清晰的职业道德法则。这些结构性制度对专业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8]具体来说，米勒森（Millerson, 1964）认为专业化的过程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专业工作者获得相对确定的知识与能力；（2）获得将知识与能力付诸于实践的机会；（3）专业工作者自我认同的实现；（4）社会对该专业的普遍认可。专业化是通过所谓“资格性组织”进行传播，这种专业组织通过对专业地位的追求和稳固、对从业者活动的约束和协调、对新知识技能的促进等方式来确保专业拥有共同的专业标准、集体性的声音以及符合职业理想的社会评价，为该专业在合法情况下发展划定专业界限。

对专业化的垄断特性的研究，主要借助了韦伯的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理论来审视专业化现象，认为专业化指的是社会群体所采取的一种使其利益最大化的社会行动，即把资源和机会局限于小部分拥有特殊资格的人的范围内（刘思达，2006）。1977年，拉森在她的《专业主义的崛起》这本书中提出专业化的关键首先在于专业教育对从业者的作用，其作用在“生产了生产者”。^[29]这些“生产”出的从业者获得专业教育以达到标准和保持其在市场中的价值，并通过对服务市场中的收入机会以及专业地位与工作特权的垄断来巩固专业的社会结构和地位。标准化与垄断化的专业教育培训并维系着从业者的价值取向，而专业技能则被视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其价值通过专业教育的年限来加以衡量与比较。这些被专业化制度批量生产出的从业者接受了垄断的专业知识教育，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得以享受更多资源、获得更多回报。专业培训是专业技能商品化产业链条当中的第一环，从业者一旦获得了一定年限的专业教育，也就在市场中占有了垄断地位的一席之地，此时一切专业知识都可以通过其垄断地位进行高额变现。从业者作为既得利益者，也会自然维护行业垄断的现状，并通过工作特权进一步巩固本职业的社会地位。而这些资源和机会是普通人不能得到的。普通人没有接受专业培训和教育的机会，也就在整个局面失去了先机，难以打破壁垒进入该专业。阿博特（Abbott, 1988）提出专家与顾客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asymmetry of expertise）使得顾客必须信任专业工作者。他认为这样的“非对称的关系”必须有多样化的制度化模式来保障，这些制度化的模式包括专业协会、资格证书以及专业标准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专业化是一种制度化控制的保障。贝兰特（Berlant, 1975）将专业化的垄断性归纳为五个不可或缺的条件：（1）会员制度具有排他性；（2）会员规模受到限制；（3）削弱甚至根除竞争团队；（4）法律支持；（5）与其他垄断团体共谋利益。

斯洛（Snow, 1956）曾提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种文化，他同时认为，第三种文化即专业文化虽然在当时还未成型，却指日可待。^[30]布莱德斯坦（Bledstein, 1976）认为专业化是一种体现了民主的理念，它意味个体在某个社会领域中追求解放力量，并且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对其专业的能力进行自治和实施。^[31]专业化意味着在非理性社会中客户对专业工作者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的信任、尊重与依赖。在某种意义上，专业化的文化意涵促进了公众的消极的和顺从性的态度（刘思达，2006）。事实上，这种理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专业的从业者不再是一个独立工作的个人，而是越来越多地在组织化的工作环境中工作，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律师事务所，都已经成为了大型的科层化组织，国家对专业生活的干预的不断加强也使专业化有了许多新的文化意涵。

综上所述，研究者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追求不同的研究效能，发展出了对专业化的不同理解。专业社会学的视角，可以通过两个维度来进行对专业化建设的研究。

第一个维度，是基于“专业的知识与技能”这个要点展开的有关专业化举措的理解。无论是强调专业化服务社会的功能性特征还是强调专业化形成社会垄断的垄断学派理论视角都强调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专业人员拥有了“外行”所不具备的知识，才能展现其影响力，实现其服务于社会的功能以及形成专业“垄断”的局面。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即通过能力的界定来明确该专业需要哪些知识与技能、通过专业的教育培训来获得这些知识与技能、通过制定专业标准来形成对知识与技能的规范以及通过资格证书形成专业人员的排他和垄断地位。

图1.5　基于“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对专业化建设举措的理解

因此，基于以上的研究框架来对工作者的能力内容、专业标准、教育培训途径及资格证书制度的研究可以将“专业化”这个抽象概念的研究落到实际的举措层面。事实上，这些可以称之为举措的途径都需要有相应的主体来实施。基于此，笔者思考了研究专业化建设的第二个维度，即基于“专业化影响主体”的维度。

第二个维度，基于“专业化影响主体”这个要点来展开对专业化的理解。其影响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专业组织、大学与社会（市场、客户）。

正如强调专业化垄断性特征的学者所认为的，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与技能帮助专业工作者实现了市场的“垄断性”。但是这种垄断性并不是基于袒护专业工作者的利益，其目的在于保护公众。正是因为“外行”不具备提供专业服务的知识与技能，所以将不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资格。这种垄断性的形成起到保护公众利益的作用。政府通过相关政策与法律给予专业工作者特许的“市场保护”，而政策与法律等作为市场保护的工具，通常起到“治理”和“保护”一个专业实践的作用。“治理”主要体现在规范专业工作者所需的教育等各种资格条件上，“保护”主要体现在对“非专业”的行为的制裁上。“市场保护”将成为一个积极的动力，将促使专业建立它们自己的专业组织，并且设立相关章程和行为守则、开发教育培训项目、形成自我控制，并尽最大的努力为客户和公众的利益服务。(www.xing528.com)

强调专业化具有结构性特征的代表人物威伦斯基（Wilensky, 1964）认为成立提供专业教育培训的大学与专业组织是实现专业化的最重要的两个步骤。其一，大学通过发展课程、组合课程计划、确认课程计划、传授给学生等几个步骤培训准专业人员。一个成熟的专业应该具备系统的、普遍的大学学位课程。但是一些新兴的专业的知识体系可能还没有充分实现其合法性和普遍性。那么，对于这些新兴的专业来说，获得知识与技能的渠道将主要通过岗位培训或是持续专业发展这样的形式来进行。其二，专业组织在“保护和造就专业人员，标准化专业服务产品、保障客户和公众利益以及孕育和维持一个专业特定的正式和服务的意识形态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2]专业组织也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并且努力影响国家为该专业提供一个“市场保护”。此外，市场、客户对相关专业人员的需求、认可与信任也将影响着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进程。因此，专业化的建设将涉及四大主体包括：政府、专业组织、大学和社会（如图1.6所示）。

图1.6　基于“专业化主体”对专业化的理解

以上的理论分析奠定了本书研究专业化的两大层面。其一，专业化举措层面。从业者需要通过专业、系统的教育培训获得“外行”所不具备的能力，达到一定的专业标准，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这样，才能形成与顾客“不对称”的信任关系，在实现其造福社会的功能的同时，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回报。其二，专业化主体层面。从业者需要有国家相关的结构性制度如法律法规等来规范专业发展及保障专业的垄断地位、专业组织对其专业地位的维护与巩固、大学以及培训机构为其提供专业的教育培训、行业外部也就是社会大环境对其专业的认可。

我国学者赵康基于专业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开发出了一套可以衡量某项特定人类活动专业化水平的测量标准。该测量标准的要素主要基于六个测量的量纲，并且认为一项人类活动需要实现这六大量纲来成为一项成熟的专业。这六个量纲包括：建立一个志愿性的专业组织、具有专业组织的伦理法规、具有科学知识体系及教育培训机制、有极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具有国家的市场保护、具有高度的自治功能。也就是说，某一项人类活动的专业制度的形成与实现必须经过一个特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量纲将会出现，标志着专业化运动的进化程度，那些发展了较多量纲特征的职业则被认为专业化程度较高。以这六大量纲为基础，一套测量人类活动专业化水平的测量标准被开发出来。周倩对赵康的测量标准进行了修订与完善，认为这套测量某项人类活动专业化程度（P）的标准包括六个变量：从事该活动人群的知能专门化程度（C）、实施该活动人群组织程度变量（O）、该活动知识来源状况变量（K）、该活动经济社会效果状况（E）、政府对该活动呼应行为变量（S）以及该活动人群自治程度变量（A）。

这六大变量与专业化程度的关系由如下数学公式所示：

P=C·O·K·E·S·A

事实上，以上的公式展示出了一个多变量的复杂函数。要真正地使这个公式变得实用，就需要在每一变量规定的定义域内用插值法解开这一函数关系。专业化的水平可以根据公式中的每一个变量的插值进行测量，最低为1（各个变量插值均为1），最高为15 625（各个变量插值最高值为5）。基于此，就可以对一项人类活动的专业化水平进行定性以及定量的测量。具体的可能插值组合以及所对应的专业化阶段如表1.2所示。

表1.2　专业化运动各变量可能存在的插值组合与对应的专业化阶段

对于知能专门化这个变量（C），在最初的阶段，从业者根据亲身的经验实施一项较为专门的活动作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在第二阶段，该项职业实践积累了一定的专门化的高深知识和熟练技能。在第三阶段，这项职业实践所需要的高深知能部分出版发行。在第四阶段，这项职业实践需要的高深知能出现在高校的课程中。在最后的阶段，这项职业实践需要的高深科学知识体系已经被系统地整合成为高校的课程或学位课程计划。

对于组织程度变量（O），根据专业组织属性，分为“寄生专业组织”“准专业组织”和“纯专业组织”三类概念。寄生专业组织针对一个专门活动的组织以下属组织形式寄生在另一个与其他活动有关的专业组织中，相对这一专门活动，呈现出寄生和非独立的特性。准专业组织针对一个专门活动以单位团体成员结合而成的独立专业组织，每一成员内部活动内容具有多样性。纯专业组织针对一个专业活动以个人成员结合而成的独立组织，这类组织往往设有为保障工作对象和社会利益而规范成员行为的组织章程和伦理法规。

对于知识来源状况变量（K），在第一阶段，不存在大学课程和其他培训项目，从业者根据亲身的经验来教育自己。在第二阶段，存在针对某一职业实践的非高校教育或培训。如专业组织提供的培训，标志着该专门活动科学知识体系处于初级阶段。在第三阶段，存在针对某一专业活动的必修或选修高校正式课程，显示该专业科学知识体系核心部分已经组织起来。在第四阶段，存在针对某一专业活动培训准专业人员的系统的课程，尚未普及且层次较低。在高级的阶段，一个专业的科学知识体系已经被系统地整合和设置为大学的学位课程，普及性较高，且学习层次齐全。

对于社会（市场）效果状况变量（M），在五个阶段中，职业（专业）实践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及服务意识逐渐递增。在最成熟的阶段，该专业活动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并且从业者的服务意识极强。

对于政府呼应行为变量（S），在第一阶段，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所进行的专门活动，政府对该活动仅承认其存在。在第二阶段，对从事某职业的人所进行的专门活动，政府对该活动有少量承认、支持和帮助。在第三阶段，对从事某项职业的人所进行的专门活动，有形式多样的承认、支持和帮助。在第四阶段，对从事某项职业的人所进行的专门活动，政府通过制定法律，多方面支持和帮助，存在有限的法律保护。在最高级的阶段，对从事某项职业的人所进行的专门活动，政府形成相应的法律体系进行支持和帮助，特许形式的市场保护出现。

对于人群自治程度（O），在第一阶段，从事某项职业活动的人群极为依赖外部力量且缺乏社会威望。在第二阶段，从事某项职业活动的人群仍不独立且社会威望较弱。在第三阶段，从事某项职业活动的人群趋向独立，其享有一定的社会威望。在第四阶段，从事某项职业活动的人群显示出独立特性且享有相当社会威望。在最后一个阶段，从事某项职业活动的人群显示出高度独立的特性且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