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玄常选集》跋-张中行全集（11）

不久前接玄翁自晋南赐札，说他的《选集》将排印出版，内容包括《朱子仁疏证》《诗经二千年》等多篇论文和诗词百余首，希望我写序文，“冠诸拙集”。我复信，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原因之一用不着说，是及见久已想望的一本书能够问世；之二是，如果遵命而竟能够写成序文，那就可以附骥尾以传。但还有惧，是多年来懒散，学殖荒落，对《选集》的内容，有如站在数仞的墙外，“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勉强写，敷衍几句，轻则不关痛痒，重则南辕北辙，那就有负玄翁的盛意了。写和不写都有困难，左思右想，挤出一条兼顾的路，是不写序而写跋。因为，我的想法，序是正襟危坐写的，内容要堂皇典重；跋就可以不衫不履，胡扯一阵。写信说明此意，承玄翁慨允，于是拿起笔，写跋。

愿意写，并且敢写，是因为我自信有写的本钱，这本钱是非一般的“相知”。相知包括相关而不尽同的两种意义：一种是有深厚的交谊；一种是他的为人，所能，我能知其大略。

由前一种说起。我同玄翁结识，是在五十年代前期，他从上海到北京来，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学习》月刊的编辑工作，我在中学语文编辑室编《汉语》课本，工作性质离得近，工作地点也离得近，于是交往渐渐多起来。他健谈，也喜欢谈，还有五陵少年气，有时有不平也就放出来。时间不长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可交。还发现他有不少其他优点，如能写能画，通中国旧学的各方面，也喜欢古董，评论什么，有见识，敏捷，写文章，作画，都神速，等等，总之，是博雅而兼多才多艺。万没想到，这喜欢谈论会给他引来麻烦。那是1957年，很多人为直言而倒了霉的时候，他也随着倒了霉，由北京而被流放到山西。我比他谨慎，有直言之意而不敢直言，或者说，用了“少说话，多磕头”的策略，平安地度过来。推想在当时人的眼里，他跌了交，我没有，可以证明，我好，他不好，至少是我高明，他不高明。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是我有心机，他没有。那时候，这意思当然只能在心里转转，就是同他也不便说。——也难得机会说，因为依不成文法的规定，我们必须划清界限，不划清是会引来恶果的。我当然会怀念他，因为可以推知，他的处境必是千难万难。又是没想到，多年之后才知道，他竟有化险为夷的本领，劳动毕，会少参加，他就在挤压的缝隙中翻开书本，读，写，如《马氏文通札记》之类大著就是这样完成的。

恢复交往是在“文化大革命”结尾的时候。其时他在晋南，我在燕北。有几个夏日，我到举目无亲但可以领到口粮的故乡去过活，虽然可以闭门读《史记》、陶诗之类，却很寂寞。自求多福的办法之一，是同他通信，谈些无违碍的话。他常寄诗词来，有时拆开信，既有诗词又有画。我不会画，有时诌一些诗词寄去。有一次，实在闷得很，写了一首题为《乡居》的七绝：“紫陌红楼一梦归，忍寒犹恋旧缁衣。可堪细雨黄昏后，小院无人独掩扉。”也寄去。他看到，大概动了怜悯之心吧，其后寄来一张画，是横幅的《乡居读书图》。循中国山水画的旧规，环境美化了，小院成为大院，有堂有庑，空处衬以花树丛竹，背后还添了不远不近的群山。人没有添，堂中只有一人安坐，竹林七贤的风度，那就是我在读书。这合于我的生活哲学，是想活，第一要能自欺。居然也就有了些飘飘然，于是又题一首七绝：“黄封漉毕着陶巾，小径花飞几度春。欲乞烟云长供养，故山犹有画中人。”这简直是越过自欺，成为狂妄。说这些干什么呢？主要是想说明玄翁的情谊之厚，古人推重“爱人以德”，玄翁进一步，是“溺而援之以手”。其次还可以说明，他善于处险如夷，现实世界的路难走，就到艺术世界和学术世界里去徜徉。

借了风停雨霁的光，我由乡居还京居，又到出版社过写稿改稿的生活。玄翁仍在晋南。可是八十年代初，他受聘来北京，先在人民大学讲《左传》，接着来出版社协助编语文课本，于是我们就在老地方，景山之东，昔日的公主府，母校北京大学的第二院相会了。起初是同一个办公室，不久就共同分得一间宿舍，在工字楼一楼大门内的右方。记得是1981年夏初迁入的，旧地新居，有些感慨，曾写一首题壁诗：“五十年前教学楼，洪涛过后半方舟。今来斗室悬双榻，对话开天两白头。”前两句要加点解释。我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到1981年正好五十年；记得在这座楼里听过地质学家葛利普讲课。洪涛指七十年代的拆改，许多乾隆早年的旧建筑拆了，改为多层楼房，工字楼未死而残，切掉后半。我家在西郊，每周一半住城内，玄翁有如寺院的方丈，长住，就这样，他住两年回晋南，我们也总有一年，可以对床夜话了。这其间，可说的事太多，只好不说。单说1983年夏初，玄翁返晋南的日期一再推迟，终于要启程了。惜别的心情是强烈的，秀才人情纸半张，只得又诌一首，题目是《玄翁将归晋南，爰诌俚句赠别，兼以自嘲》，语句是：“晚岁书林试滥竽，输君嘉遁出王都。讲章作嫁非真智（原注：翁常谓选注工作乃为人做嫁衣裳，余曰，未若君皓首穷经也。），匡雅传声信若愚（原注：翁正治《尔雅》，乃大智若愚。）。胜业久参刘子骏（原注：汉刘歆精《左传》。），清才应愧柳蘼芜（原注：曾烦翁摹柳如是画。柳纤足，翁每有微辞，余戏曰，钱牧斋、陈寅老且五体投地，况吾辈乎！）。追思一事留余憾，未得寒宵听鬼狐（原注：寒夜对床，余有东坡之兴而翁乏柳泉之雅，因多于论道中入睡。）。”我不殚烦抄这些，是想说明，我们的交谊已经到了忘形的境界。分别之后当然常有书札往来。书札有轻重的分别，他的重，几乎每一封都有诗；我呢，因天机浅而经常自顾不暇，只好百受而不一报。感谢玄翁，我这样怠慢，他仍是一如既往。(www.xing528.com)

以上交谊说了不少，以下说他的为人和所能。年轻时候，玄翁原是学西画的。推想是才智过人，小圈圈约束不住，就如堤内水位过高，不能不溢出。先是泛滥到国画，大概不久就成了家。同作诗词一样，完全依旧传统，由一些热心于革的人看来，也许过于缺少创新精神吧？我不这样看，因为我一直认为，创新要以通旧为基础。即以国画的山水而论，浓墨涂抹成黑老虎，当然也可以，但先要知道，倪云林那样淡墨以至于像是无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通画理，不敢自信这样的胡思乱想，有一次在小乘道场（戏称小乘巷）与启功先生闲谈，问玄翁的画怎么样，启功先生说很好，理由是规规矩矩，硬砍实凿。记得启功先生曾以此为理由，推王石谷为四王中的第一位。自此之后，我求或代求玄翁的山水画，就用入座点菜法，说明要仿王石谷。画成，总是能得耕烟散人之仿佛。附带说一句，在这方面，玄翁还有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美德，是有求必应，而且交件迅速。

由玄翁看，也许精于国画是余事。那就说大的泛滥，是转而钻研旧学，昔日所谓国学。在这方面，玄翁虽是票友出身，却有科班那样的一丝不苟精神。具体说是由研习小学入手，然后以之为基础，旁及于经史，再然后而集部。收入本集的论文，有关于《尔雅》《切韵》《马氏文通》等的，我的理解，都是基础。基础巩固了，两脚实踏，然后往外走，无论是走到经，如《诗经》《左传》，还是走到艺林，如谈“气韵”问题，都会如牛刀之割鸡，毫不费力。他间或还治子部，听他说，《朱子仁疏证》这样的大题目，是既冠之年写的。所治学科这样杂，而都能够深入底里，我的体会，是由于读书多，能会通，有见地。这正如他的同邑前辈王静安先生，也是以博为本钱（兼通西文西学），作多种精的大生意。玄翁通英语法语，这使他的博不同于一般的博。就中文说，他博览，而且长于记诵，所以凡有所作，引经据典，都可以如数家珍，这只要略翻翻他的大著《姜白石诗集笺注》（198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可以知道。当然，只是长于记诵不成，还要有识，即见人之所未见。他的《左传注疏唯物思想举隅》和《气韵探原》，写前都同我谈过内容要点，我总是点头称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尤其精义，具体说细说很难，相信读者是能体察到的。

最后说说诗词的选刊，我是既不赞成又赞成。先说不赞成的理由。我是一直认为，应该印单行本，全收。余生也晚，同辈熟人中作诗词的已经不多，所作值得点头称叹的，一时想到的只有启功先生、周汝昌先生和玄翁。启功先生喜欢作俳谐体，但是一旦正襟危坐，就不让古人。周汝昌先生精于七律，格调高亢而意境飘逸。玄翁所作都词语雅丽而意境渺远，而且用笔轻灵，表现为既有学又有才，就时下说，可算得稀有。再有，多年来的时风也深深地侵入诗词，有些人喜欢用旧格调写“圣代即今多雨露”，走应制、试帖的路而无其技巧，于是就显得颂气多而风意少，使人读之索然。就我所知，玄翁很少写这样的颂体，所以，说句推重的话，是出淤泥而不染了。时风的影响还有表现为更下的，是用旧格调而驴唇不对马嘴，读之就不仅索然，而且齿冷了。玄翁的诗词之作都是道地的旧体，诗有诗意，词有词意，所以，为了这方面的紧俏物资能够增添一些真货，至少是为了矫正时风时弊，都应该全印单行。再说赞成的理由，是旧体诗词出版不容易，除非有高位，全豹既然不能窥，只好退一步，得其半甚至一斑也好。这一斑已经有过，见于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印的《倾盖集》，九个人的作品合伙，玄翁的只选了约五十首。这次选了诗词超过百首，虽然离半豹还很远，总比上一次不及百首好一些了。

闲语说了不少，应该就此打住。其实用意很简单，不过是，出版这样一本选集，由广大读者方面看，是很值得庆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