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谭业伟先生结识比较晚，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又因为他身体不好，我杂务多兼懒散，见面的次数也不多。可是对于他的为人，我自信还是了解的。他旧学底子很厚，新学通晓许多部门，兴趣广泛，笔勤，多少方面都写，尤其难得的是对人厚，责己严，具经国济世之心。晤谈几次，分别以后总有这样的感触：他得天不薄而命不足以副之，如先则所学非所用，后则有展其能的机会而为病魔所扰，真是太可惜了。幸而他还有荀子以人力补天然的精神，是几个月以前，我接到他一封信，厚厚的，打开一看，原来他的《琴扶楼词选》出版了。西安润金书斋印，收词五十首，六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所作。赶紧读一遍，觉得词如其人，气势雄，堂庑大，浅斟低唱的情味不多，即以格律论，也“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读后有个疑问，是，知道他更常作诗，与词同样，也是冷门，会不会有出版社肯印呢？估计不容易，因为老头子老太太不逛书店书摊，青年人逛，未必买，印会赔钱，这年月，商业意识高于一切，赚少了尚且不干，何况赔钱！事有意想不到的，是两三天以前，他的女公子送来一包书稿，拆开看，是《琴扶楼诗文选集》。称为诗文，其中绝大部分是诗，总在二百首以上吧。附信说即将付印，希望我看看，看后说几句话。
这一次可以说是先睹为快了，因为看的是书稿。看了，说什么呢？想想，可说的像是还不少。先说书稿之内，举我印象深的荦荦大者，计有三项。其一是功力深。可以由两个方面证明：一个方面是年深日久，如所收第一首五绝《随外祖父散步湘江之滨》是1925年作，句云：“古树何年老，秋鹰自在飞。湘江北去远，船载夕阳归。”意境好，格调高，像是出于老手。联想到我比他还年长两岁，其时刚入师范学校，可谓略识之无就不免汗颜了。另一个方面是古近各体都作，多能，功力浅必办不到。其二是所写，大至咏史迹，小至咏花草，都是写心，富于情趣。其三是不顺时风，写门面事，说门面话，这像是没什么，在现时也是颇难得的。
还可以说说书稿之外，是时至今日，还迷恋平平仄仄平，是不是太落伍了？这显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就算作落伍吧，我有时也哼几句，就代表我自己，甚至胆大些，代表一切落伍者，说说有关作诗（包括词曲）的事。作诗，与柴米油盐一类事不同，所以韩文公说是“余事作诗人”。余事也可以做别的，如室内卧游、下棋、看电视，室外旅游、钓鱼、养画眉，等等都是。下棋、养鸟等等，至少由下棋、养鸟的人看，同样是生活的需要。同理，作诗，至少由西周起，时间更长，还经历过李唐的黄金时代，当然更是生活的需要。需要，是有所为，如柴米油盐的米，是为充饥，作诗是为什么？用省力之法，引《毛诗序》，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就是说，“苟未免有情”，也就只好张口或拿笔，或泛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或为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更多的是为己，“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以求形于言之后，心里可以安然一些。人生百年，情动于中，总难免。而心安则很难，这就是作诗的大用。(www.xing528.com)
接着还有个问题，是作旧诗，受格律拘束，似不如也革新，作新诗，篇幅、语句、声韵等都可以自由。这个问题很大，我想再用一次省力之法，请已作古的俞平伯先生来帮助说明。还是三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听他讲旧诗，他说他曾作新诗（案：还印过《冬夜》和《西还》的集子），后来觉得这条路难通，所以改为作旧诗。难通，我的体会，是指抓不住表现形式的美，所以常是费尽心思而不能心安理得。我没作过新诗，可是也想过这个问题，有时推想，于俞先生说的表现形式以外，是否还有点情意方面的原因？心不可见，只说定形于文字上的，我的感觉，与我国文献库中的相比，西方的，抒发情意，总是理偏多，抽象的思绪偏多。我们喜欢的是“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类，所谓轻轻点染就如在目前。如果这个推想还有些道理，那就如我在其他处所曾说，我们应该把诗词的传统表现形式看作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然后依照曹丕的想法办理，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是也。
办理，要化为具体行动。近年来，古人的诗词印得不算少。印得多，是因为有人买；多买，可以证明还有不少人看。三环，只有最后一环差一些，是作的人不够多。少作，原因不只一种，其中一种是多数人不再惯于用这种表现形式来抒情，或说渐渐忘了这家有的敝帚。我个人以为，这是颇为可惜的。欲化可惜为不可惜，就要有较多的人作；当然，最好还要有人肯印。现在，谭业伟先生的诗作能够结集，并且即将付印，无论为喜欢读旧诗的人着想，还是为这敝帚得充分利用着想，都是值得庆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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