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全集11：散简集存（上）中的《叶圣陶传》序

青岛大学刘增人先生著《叶圣陶传》，以及主编这套传记丛书的上海陈子善先生，都写信来，希望我为这本大著写一篇序。让我写，想是因为我与叶圣陶先生有较深的关系。说起这较深关系，可以概括为时间和道术两个方面。时间是自1951年与他初相识起，直到1988年送他往八宝山上，近四十年，没有断过交往。道术指他文的成就中的一个方面，语文，比如认为，要有什么样的内容，如何表达，才算好，我们是同道。这样说，所谓较深关系的深，我只能考个中等。能考上等的，限于我的师长，也不少，如朱自清先生，顾颉刚先生，俞平伯先生，可惜都先后离开这个世界了。较深关系还有单方面的，是他品格稀有，我敬仰。也就因为敬仰，就在他辞世的那一年，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叶圣陶先生二三事》，发表于《读书》1990年1月号。其后不久，我又写一篇，标题为《叶圣陶》，编入《负暄续话》。为什么又写一篇？后一篇的开头有说明，主旨是，前一篇是说公话，由恭敬的角度写；后一篇是说私话，由怀念的角度写。恭敬加怀念，表示我有话说，而且可能说得对头。刘、陈二位先生大概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辞谢而未能获准；新老世故都说，人不能不识抬举，所以只好写。

写，作文抄公总不好，纵使是抄自己的。那就由远及近，暂躲开人，先说史传。记得某有名文人说过：“与其读经，无宁读史。”其意是，听教训不如看事实。这说得很对，理由显而易见，事实胜于雄辩是也。但是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说：“六经，皆史也。”这也对，因为见诸文字都是有所记，所记当然是史。史是记往事的，以人的活动为中心，何以值得读？先说最切要的，是我们生而为人，要活，而且要活得好；就不能不重视生活之道，而这道，其形成，要以昔人的为材料，其评价（据之而定取舍），要以昔人的为参考。其次，也与生活之道有关，只是松散一些，是鉴往而知来。还可以再退一步，有如我们在河道的下游漂浮，如果同时也能熟悉上源的情况，必当有些意思。读史正是这样，以小之又小的事为例，茶余饭后，想到很远的，庄子和惠子曾经在濠水之上抬杠，不很远的，侯方域和李香君曾经在秦淮河畔调情，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不是也很好吗？史，有以记事为主的，如纪事本末之类就是。有以记人为主的，《孟子》《晏子春秋》之类也可以算；但最典型的为太史公司马迁所创，由《史记·伯夷列传》起的多篇列传是也。（本纪为帝王之传，系大事多，性质特殊。）由上面提到的读史的几项用途方面衡量，读以记人为主的传，所得会更多，因为生动、亲切，有利于“能近取譬”。

传，可取之点不尽同。有的属于“殷鉴不远”，今语所谓反面教材一类，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魏忠贤的乱杀良善，等等，不值得耗费笔墨，可以不表。只说正面，可以流芳的。流芳，也可称为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三不朽的说法，精神是力争上游，所以反面人物，如魏忠贤之类就不能算；一些稀见的，或称为奇人，或称为怪人，如张宗子《五异人传》所记，张潮《虞初新志》所收的一部分人，也不能算。我的看法，读传，泛览，范围无妨放松些，就是说，也读《五异人传》之类；如果时时不忘取法乎上，那就还是听信三不朽的说法为好，只读，至少是多读，真正流芳的。

这看法，显然，对写传的选人就会有较大的影响，具体说是，为魏忠贤，为五异人，都无妨立传，但总不如为孔子，为管子，为荀子，因为这三位，有的立了德，有的立了功，有的立了言，是不朽或说流芳的人物，如果读时意不只在于知往昔，而且在于取法乎上，他们正是值得取法之上。由这个角度看，刘增人先生为叶圣陶先生立传，就算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选人不只是选对了，而且是双料的对。这样说，理由可以用简单的加法，是叶圣陶先生的出类拔萃，竟有许多流芳人物难于企及的，是三不朽中占了两项，立德和立言。不说立功，是依旧说，他不是廉颇、蔺相如那样的人物。关于立言，他不只著作等身，而且方面广，由板着面孔的论文，直到哄孩子的童话，几乎无所不写，印为各种集，陈列于各种书架，举目可见，可以不说。关于立德，就不像立言那样，举目可见，尤其是同他没有交往的。在这方面，我在那两篇纪念文章里谈了不少，这里只抄几句概括的：(www.xing528.com)

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道释。掺和的情况很复杂，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人达则为儒，穷则修道；等等。叶圣陶先生则不掺和，而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这有时使我想到《论语》上的话，一处是：“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一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两处都是孔老夫子认为虽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到了。

也就原于有这样认识，几十年来，我总是把叶圣陶先生看作人之师表，高山仰止，纵使我还有必做不到的自知之明。

自知做不到，而又高山仰止，所以听到刘增人先生为叶圣陶先生立传，我很高兴，因为有了详细的传，就可以使许许多多比我年轻的，也会高山仰止。我同刘增人先生不熟，但我知道，他是研究叶圣陶先生的专家，曾经编印《叶圣陶研究资料》（与冯光廉合编，1988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写了一些有关叶圣陶先生的论文。这本传的原稿我看过一部分，觉得材料丰富翔实，叙述有重点，评论能深入，所以可以断言，出版以后，一向喜欢读叶圣陶先生著作的，研究现代文学的，以及一般喜爱文学尤其传记文学的，都将看作一本既有价值又有兴趣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