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全集（11）·散简集存（上）：徐志摩与《一知半解》序

岳麓书社出版这样一本书，跟我有些关系。也就因此，他们希望我多少写几句，算作序文。我义不容辞；也愿意写，因为借此可以说说有关的因缘，有关的一些私见。因缘和私见，东拉西扯，近于跑野马，却希望能够表明题内之意，是：这样的一本书，有史料价值可以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具体说，所收篇什是不同于流行散文的上好散文，无论是从事这方面写作的，还是只想欣赏而不动笔的，都应该细心地咀嚼几遍。

依照文章布局的惯例，先由作者说起。关于作者以及我同他的一段短而浅的因缘，前几年我在拙作《负暄琐话》的“温源宁”一则里曾经谈到：

是三十年代初，他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文组的主任，每周教两小时普通英文课。我去旁听，用意是学中文不把外语完全扔掉，此外多少还有捧名角的意思。第一次去，印象很深，总的说，名不虚传，确是英国化了的gentleman，用中文说难免带有些许的嘲讽意味，是洋绅士。身材中等，不很瘦，穿整洁而考究的西服，年岁虽然不很大，却因为态度严肃而显得成熟老练。永远用英语讲话，语调顿挫而典雅，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

中国人，英语学得这样好，使人惊讶。我向英文组的同学探询他的情况，答复不过是英国留学。我疑惑他是华侨，也许不会说中国话，那个同学说会说，有人听见他说过。后来看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知道徐先生也很佩服他的英语造诣，并说明所以能如此的原因，是吸烟的时候学来的。我想，这样学，所得自然不只是会话，还会掺上些生活风度。问英文组同学，说他有时候确是怪，比如他的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他却从来不坐，遇见风雨天气，夫人让，他总是说谢谢，还是坐自己的人力车到学校。

也算巧，这是他在北京大学的最后一年，暑后就离开了。到哪里，不知道；也没有探询，因为对于他，印象不过是英语说得很好的一位教授而已。

大概是四十年代初，友人韩君从上海回来，送我一包书。打开看，其中一种是温源宁著的Imperfect Understanding，1935年上海Kelly and Walsh有限公司出版。内容是作者对他熟悉的一些人，吴宓、胡适、徐志摩等共十七个人的印象记。翻开，读了几遍，才知道十年之久，一直以为他只是英语“说”得好，是完全错了。他还能“写”，这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写的不是普普通通的精通的英文，而是英国散文传统风格的文学散文。

这种英国风格散文的特点，熟悉英国文学的人都能体会到。体会是意会，言传却不容易。勉强说是具有这样一些性质：由深沉的智慧观照一切事物而来的哲理味；由挚爱人生而来的入情入理（哲理加情理，多表现为于眼前琐屑中见天道人心）；严正的意思而常以幽默的笔调出之；语求雅驯，避流俗，有古典味；意不贫乏而言简，有言外意，味外味。(www.xing528.com)

温源宁的这十七篇人物印象记，就是具有这些性质的英国式散文。这样说的理由，读者自会去证验，可以不赘。这里只想补充一点，是传记之类的题材，写作者与之有交往的，比之写仅仅得诸传闻的，总是容易更真实，更深刻。更真实，是由于亲自目睹耳闻。更深刻，专靠目睹耳闻不够，还要加上有洞察力和见识。在这方面，温源宁是不只有，而且表现得很突出，比如他说徐志摩永远是孩子，辜鸿铭是一贯反流俗，就是透过面部的喜怒，深入内心，所以能够一针见血。

像这样一本精炼的散文，多年以来，我总以为应该译成中文，让不熟悉英语的人也有机会欣赏一下。可是谈到翻译，尤其所译是文学作品，难点却很多。其中最大的是不容易具其形（文意）而兼有其神（韵味）。多年以前，严复译思想方面的著作（比译文学作品容易得多），在《天演论》的“译例言”，里指出译事有三难，信，达，雅。其实信和达是起码的要求，因为不信则违原作者之意，不达则读者不能了解。雅的问题比较麻烦，因为所指不定。严复是指文如诸子，我们现在当然不要这样。但也不愿意译得鄙陋粗俗，累赘拖沓，可见也不是不要雅。三者齐备，相当难，即如像是最容易的信，《天演论》原作是由I（我）开头，译文却改为“赫胥黎”，由第一身变为第三身，可见严复也未能说得到做得到。多少年来，我看到的译文不少，说句近于挑剔的话，是皱眉的时候很多，点头的时候很少。原因有一些，最通常的一个是冗长别扭，不像中国话。我常常想，翻译虽非自作，想译得好，恐怕比自作更难，或者说，另有大难。从正面说，译者要具备主要条件三个，次要条件一个。专说译为中文，三个主要条件是：一，精通原文，二，精通中文，三，有足够的所译内容的专业知识；一个次要条件是，负责，不因急于得稿酬而草率了事。总之，许多方面都表明，翻译，有了选题，想完成任务，既不辜负原作者，又对得起读者，实在大不易。

大不易，并非不可能，因为“踏破铁鞋”只是事物的一面，还可能有另一面，是“得来”。即如这本《一知半解》，到乌云消散，译本有可能见天日的时候，我想到老友南星，希望他勉为其难，他居然就答应，并且很快译完了。

提起南星，文学界的老一辈差不多都知道，三四十年代的新诗名家，散文名家。我知道得更多，因为我们不只是中学和大学同学，而且交往很多，交谊很厚。他是诗人气质，我在一篇怀念他的文章里曾说，有些人至多只是向往诗境，而他则是长期住在诗境中。专说同这里有关的。他精通英语；尤其英国散文，不只通，而且有深入的研究。他译过不少英国名家的散文，现在还记得，其中一种是《吉辛（G.Gissing）随笔》，我最爱读。他也谈论英国散文，手头有他一本《松堂集》，其中的《谈露加斯（E.V.Lucas）》，《谈白洛克（H.Belloc）》，就都是评介英国著名散文家的。以上是说，他已经具备通原文、有专业知识两个条件。至于中文，那更不用说，凡动笔，不管是自作还是翻译，都兼有精炼、流利、清丽、委婉的风格。为文又极认真，不自认为十分妥帖绝不拿出去。此外，还可以再补一项，是他的职业，一直是在大学教翻译，因而其中的甘苦，就会比一般也通外文、中文的人领会得更深。总之，原文出于温源宁之手，译文出于南星之手，如果容许用文言的熟语形容，那就真是珠联璧合了。

前面还说到私见，这主要是指一点点奢望，是读这样一本书，除了可以欣赏英国古典风格的散文以外，还可以通过对比，想想我们的散文的路（走过的路，尤其应该走的路）。我总有这样个感觉：近几十年来，有些人写所谓散文，不是像散步，而是像绣花，过于用力，因而显得不自然，筋骨软，扭扭捏捏。近些年来又添了新花样，是推崇所谓朦胧，办法是堆砌许多日常少用的术语，用自己也不知其确义的语言，表达并无明确意思的意思，以迷离恍惚显示高明。古人说：“辞达而已矣。”达（简明自然）的辞就不能表达优美而深邃的意思吗？我想，这本书就可以给我们一个答复，是不只能，而且一定会表达得更好。有的人担心，风气的力量也许是不可抗的。这大概是事实。不过无论如何，对比，想想，总比不比，不想，顺流而下好一些吧？在这类事情上，我既是个悲观主义者，又是个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