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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全集11:散简集存(上)- 清流传

时间:2023-07-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四十年代前后,我买到他的英文著作三种,1901年出版的《尊王篇》,1910年出版的《清流传》,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中文著作一种,1910年出版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但处方不能收效并不等于诊断也失误。这想法,曾同我的老同学南星说过,他同意,并且立即动手,先把《清流传》译出来。这本书的内容,辜氏在《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清流党》一题里曾有简要的论述。清流党“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

张中行全集11:散简集存(上)- 清流传

辜鸿铭(1857—1930)是清末民初有名的怪人。他名汤生,推想是引用《礼记·中庸》“汤之盘铭”,取字鸿铭。他祖籍厦门或晋江,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十岁到英国上学,其后还在德国上过学,并到过法、意、奥等国。精通英语,并通德、法、拉丁、希腊几种文字。二十几岁回国,听著《马氏文通》的马建忠劝告,改读中国古籍。思想大变,由熟悉西学变为醉心于孔孟的礼教。外貌也随着变,蓄发梳辫,穿长袍,张口子曰诗云。受到张之洞的器重,延入总督幕府,办理洋务约二十年。清朝逊位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书,译儒家典籍,宣扬东方文明。好辩,好骂人,好立异,如政体改为共和,他尊君,妇女解放,他欣赏小脚,等等,成为公认的怪物。

辜氏何时作古,有异说,一般辞书多说是1928年,可是我的北大同学冯君说,他清楚地记得,1930年暑后在北大红楼,他还看见这位怪人,又吴伯箫来北京比我早一两年,他说听过辜氏讲演,讲题是Chinaman,可见我的多年印象,晚一年入北京大学,未能见到辜鸿铭,是不错的。也许正因为没有见到,对于这位怪人,我更加感兴趣。有兴趣,就想多了解他,办法主要是搜罗他著的书以及介绍他的文章,此外还有道听途说。四十年代前后,我买到他的英文著作三种,1901年出版的《尊王篇》,1910年出版的《清流传》,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中文著作一种,1910年出版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买后看后,对于他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就更有兴趣。兴趣之小者是他的英文,有自己的味儿,维多利亚时代的,正如他的装束,同光时代的。兴趣之大者是他思想的怪,杂七杂八,非简单的是或非所能概括。总之是因为很感兴趣,前几年还写一篇《辜鸿铭》,收入1990年出版的《负暄续话》。

这里单说他的思想,有些人认为可一言以蔽之,曰迂腐。我的看法,专抽出其中的某一部分,如无条件地尊君,可以这样说;至于另外一些,如片面地颂扬东方文明,就宁可说是偏激。偏激是所见不全面,但不是无所见。这所见就未必毫无足取,如在《辜鸿铭》一文中我曾译《春秋大义·导言》的一部分:

现时的大战引起全世界的最大注意。我想这战争一定会使有思想的人们转而注意文化的大问题。一切文化开始于制服自然,就是说,要克服、统辖自然界的可怕的物质力量,使它不伤人。我们要承认,现在的欧洲文化在制服自然方面已经取得成效,是其他文化没有做到的。但是在这个世界,还有一种比自然界的物质力量更为可怕的力量,即藏在人心里的情欲。自然界的物质力量给人类的伤害,是远远不能与人的情欲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的。因此,很明显,这可怕的力量——人的情欲——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调理和节制,那就不要说文化,就是人类的生存也将成为不可能。(www.xing528.com)

这看法是《尚书·大禹谟》说的“人心惟危”,全错吗?至少托尔斯泰不这样看。不只不认为错,1906年还写信给辜氏,赞扬中国圣贤提倡的忠恕之道。在修身和治世的大问题上,这二位是同道,都不惜矫枉过正:辜氏是要德不要力,要义不要利,要礼教不要货财,总之是重视精神文明而轻视甚至仇视物质进步;托氏走得更远,如在小说复活》里显示的,是“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由我们常人看,他们的处方都失之迂阔,坐而可言,起而难行。但处方不能收效并不等于诊断也失误。诊断,所见是有病,这病,单就他们作古以后说,大则全球,争争吵吵,枪炮声不断;小则缩小到古人所谓四海之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压倒一切,为数不少甚至多数人为捞钱而无所不为,于是抢劫、造假之类事遍天下,其结果是上,人生理想,下,日常安全,统统破灭。这不可意的滋长,可意的消亡,使我们不能不想到他们的诊断,就是说,他们重视精神文明、重治心的主张,也就还值得研究、参考。

本诸这样的看法,我多少年来一直认为,辜鸿铭的三本英文著作,应该译成中文出版,以期不通英文的人也能看看。这想法,曾同我的老同学南星说过,他同意,并且立即动手,先把《清流传》译出来。这本书的内容,辜氏在《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清流党》一题里曾有简要的论述。他说,曾国藩李鸿章为政重功利,是大臣;张之洞为政重名教,是儒臣,儒臣统率的一派是清流党。清流党“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其后对外战争节节失利,张之洞才“效西法图富强”,目的是“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其后康有为等误会张之洞的效西法宗旨,“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他的意见还是老一套,守旧,但谈的光宣时期的治平大问题,不顾名教的富强究竟价值如何,确是还值得我们想想。当然,想也不可胶柱鼓瑟;正面说,要参考其精神,确认求治平,心中有德比室中有电视机更为重要。如果这本书竟能产生哪怕一点点这样的效果,则其移译及出版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

译者南星既是英文专家,又是散文名家,所以其译文就不只能信能达,而且与原文一样,能雅。最后说一说,作者辜鸿铭是北大旧人,译者南星也是北大旧人(1936年英语组毕业),我受命写序文,是家里的事家里人办,不能不感到稀有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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