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清言集序-张中行全集第11卷

陈西中先生和张明高先生注释日人合山究编选的《明清文人清言集》，希望我说几句评介的话。盛情难却，想想，内容是有关人生之道的，这方面我所知虽然有限，却有兴趣，所以决定说几句。

记得我不只一次说过，人生（就实有的客体说）是一，人生之道是多。专就饮食男女说，古人说“人之大欲存焉”，是一；道呢，有人非肉不饱，有人茹素，有人姬妾满堂，有人出家，是多。哪一种好呢？难说，因为，又是俗话所说，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但人终归是人，还有“天命之谓性”之下的大同，即最底里的所求。这也不好说，勉强说，通俗的是避苦就乐，雅驯的是安身立命。或者用一句家常话总而言之，是求活得有意思。这，推想略识之无的幼年也会知道，大不易。大不易而仍不能放弃求，所以孔子慨叹：“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偏于从个人方面看。从社会方面看问题就更复杂，《荀子·礼论》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无路可走）。”下文是“先王恶其乱也”，所以要想办法。低于先王的个人也要想办法。办法由理，或说由看法来。看法加办法是（人生之）道。

这样的道，就与“知”的关系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知，一类是知。《诗经》说：“不识不知，顺帝（天帝）之则。”…《老子》说：“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这是郑板桥的难得胡涂派，以为不知不想，麻烦就没有了。西方早期也有这种思想，见于《旧约·创世记》，亚当和夏娃住在伊甸园，无忧无虑，只因偷吃了智慧果，就不得不受各种苦。在这方面，也是进口货占上风，因为吃了不能吐出来，胡涂就成为幻想，乍生乍灭。其实，本土的又何尝不是幻想？写“不识不知”，“常使民无知无欲”的，必是大知识分子，所以与其说是理想，无宁说是悔恨。至于不能写甚至也不想的庶民，实况不是因为不想所以不苦，而是如俗话所说，挤墙挨打，只好忍。

忍，身和心都会不好受，于是，也可以说是天命之谓性，只要可能，还是不能不想想办法。办法，如果无理论根据的零零碎碎，如打家劫舍、提笼架鸟之类也算，那就多到无限。只好拣大的归类。中国有三教之说，指儒道释。三者出身不同，想法的分别也不小。儒时代早，孔孟那一套是常人道德观念的集粹。顺天命，接受欲，接受求。这必致引来问题，或说麻烦，由一己方面说是常常求而不得，仍以大宗的饮食男女为例，对虾好吃，阮囊羞涩办不到；杨玉环很美，藏在华清宫，想看看都难。由人我方面说问题我更多，大者中原逐鹿，小者街头挤车，都会成为失败者。所谓遍地荆棘，怎么办？儒家的办法是节制，或说“克己复礼”。说具体些是减少欲，减少求，为别人留点地步。这想法不坏，只是担保的力量主要是德，难免有时甚至常常行不通。行不通，最重大的原因是强者（其中的大户是掌权者）不听这一套。所以，正如史实所表现，庶民总是不免于水深火热。抗不了，仍不能不顾安身立命，于是有道家思想，以舍为取。道家思想，庄子纯，主旨是借心力求逍遥；老子杂，既谈玄，又讲术。这里混而言之，与儒家相比，道家是对世间境灰了心，退而守心境，我行我素，把常人认为有所谓的看作无所谓，以求安身立命。道家的心境由知来，所以名为反知见，实际却很难流传到士大夫阶层以外。释是外来的，因为中土是一块国乱民苦的沃土，所以移植之后很快就开花结果。表面看起来也是怪事，炎黄子孙的传统生活方式是“率性之谓道”，佛家不然，以逆为顺，饮食男女，前一半半否决，后一半全否决，可是竟移植过来。我想，原因除国乱民苦以外，是积少成多的中土化。比如中土只有巫术（为我造福），没有宗教（无条件皈依），净土宗就可以适应（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净土）。禅宗更妙，可以呵佛骂祖（祖师），“饥来要吃饭，寒到即添衣”同样可以证涅槃。及其末流，作“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的艳诗也成为无不可。说起来这变化真是太大了，空本来难于说服人，可不在话下；苦呢，变为求福报，得福，还有什么苦？其总的结果是出世变为入世，证涅槃云云，连少数出家人也忘了。

且说一般人的杂七杂八。人可以分为不能读的和能读的，思想的杂有程度之差：不能读的程度浅，能读的程度深。专说能读的，古人没有为古籍划清正反的界限，读，都是一半凭机会，一半凭兴趣，杂览。这也有如听宣传，入耳，头脑里就不能不装一些。今天一些，明天一些，加起来，相关的组合就会成为人生之道。这杂拌儿的成分人各不同，或大同而小异。可以多儒少道，可以阳儒阴道，可以半儒半释，还可以达则为儒，穷则修道或入释，等等，总而言之，是觉得怎样立身处世最合理，或最合算，就怎么办。就知识分子旧所谓士大夫阶层说，我曾听一位老前辈说，绝大多数是头上一顶儒家的帽子，胸内一颗道家的心。我的领会，或我的想法，是（正派的）知识分子都有儒家的信念，可是直道而行自知难通，所以不能不以道家的思想为术，对世间是可避则避，然后转守为攻，在自己的小天地（或只是心境的）中造个桃花源，以安身立命。能安身立命是大有所得，有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于是著书立说，不惜以金针度人。这当然有价值，或大价值，因为同样生于世间，会碰到同样的困难问题，能够听听别人怎样处理岂不大好？(www.xing528.com)

宽大些说，一切著述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人生之道，或隐含着人生之道。表现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以旧的目录体例而论，子部是直接表现，史部是间接表现。同是子部，有的说得多，如《论语》（升为经部之前），有的说得少，如《韩非子》。以《论语》为例，所说大多是多年深入人生的体验之谈，有的是冷眼看到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之类，有的是热心乞求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还有的近于梦想，如“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类，都值得不只生而且想想应该如何生的人们思索一阵子。思索的结果，重则可以照方吃药，轻则可以留作参考。所以为了善生，这类“法言”（借用扬雄的名称）非常珍贵。《论语》之后，如果流传的文献可以分为文和语两类，用语讲人生之道的不多。《世说新语》里有一些，那是道释思想兴盛的时期，这类话名为清谈，清者，用《庄子·天下》篇的话说，是“以天下为沉浊”，所以争取“出淤泥而不染”。不染要有资本，主要是思的深和品格的超脱；多表现为看不起世俗。这股风对后来的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山人，隐逸，清言，可以说是一脉相传。讲人生之道，内容和形式都不少其他路子。如《颜氏家训》是用整本书讲，形式不同。内容就花样更多。和尚从国外引进佛法，是通过“如是我闻”的渠道，俗话说，学什么唱什么，于是在中土也上堂，开讲，这记下来就成为语录。所录大多是禅宗的，后来居上，越来越玄，如“本来无一物”还可以捉摸，“师姑元是女人作”就真莫明其妙了。我有时想，禅林对一般人的影响并不很大，至多不过是躲滞碍、慕山林而已。宋明理学家骂和尚，却暗暗吸收了天理（与禅宗的自性清净是一回事），并同样用语录体发挥。这都偏于玄，偏于难，所以常人会苦于做不到。

有知见的常人常走的路是理想为儒，实行用道。以陶渊明为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是理想，“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是实行。这是对“达则兼善天下”绝了望，只好“穷则独善其身”。用今日有些人的眼看，是退，是消极，也许应该批判吧？这就又用到前面说过的话，人生之道是多，我的想法，让人人学陈胜、吴广总是不现实，因而只要不损人，自己闭门却扫，以自己的所信所喜为根据，建造个既心又物的小天地，以求活得有意义，总当比狗苟蝇营，甘心充当有权势者的鹰犬好得多吧。这里提到所信，提到有意义，就又碰到个大问题，怎样生活才算是不虚度一生的大问题。这很难说，因为一是人生有否目的难证，二是人各有见，也不好说，因为容易不合时宜。可是问题总以能够解决才好，退一步，能够知道有哪些路可以试试也好。

这就话归本题，可以说说这本《明清文人清言集》了。它是很多人所写，可是有个共同点，上面说过的，理想为儒，实行用道。自然，这只是处理人生的一条路，适合张三，未必适合李四。其实，就是未必适合的人也无妨看看，因为它还有概括的可取之点。其一是不甘于柴米油盐，浑浑噩噩。他们寻求人生的意义，能入能出：入是观照，出是超脱。其二是他们想了些办法，夸大些说，能够变人境为诗境。这虽然大多要靠主观，就效果说总是所得不少。其三是他们洞察世间的种种，能够透过表面看底里，一语道破，因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也就可以供我们参考。其四是行文之法也大有可取：一是精炼，三言两语，画龙点睛，语简而意厚；二是多用对偶，所以于意厚之外，还有音乐美，可以看作文学作品，欣赏。最后总的退一步说，是至少能够启发我们想到，原来人生中还有问题，还可以想想办法，使不如意的成分减少一些，纵使他们这种退守的办法我们未必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