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胡君送来一部书稿,黑龙江教育杂志社魏永生同志主编的《古汉语杂集》,希望我看看,在书前说几句话。稿为从事教学工作的,张立华、赵焕琴、鲁莘等,共三十多位老师所写;量不等,多的十几篇,少的只一篇。内容都是有关文言词语的训释的,方面很广,时间上下三千年,性质由经典到方言俗语,总之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就举证,据自己之是正前人之非。全书十几万字,我忙,又旧学荒疏,大致翻翻,本没有资格说长道短,而盛情难却,只好就自己的一时所感,随便说几句。
余生也不晚,多年阅读所及,其中有不少文言,近年并做了一些选注文言的工作,深知围绕着文言,大大小小的问题很不少。记得几年以前,还写过一篇《关于学文言》,共谈了十四个方面,就是有感于问题多而杂,想梳理一下的。说梳理,不说解决,是因为其中有些问题,不想则已,想,或并进而分析,就会左右为难。短话不宜于长说,只说说我的总的认识,也是摇摆不定:一时偏于理想主义,是文言乃开古典宝库的钥匙,能学会最好;一时又偏于现实主义,是要求多数人,或竟是少数人,学会文言,必做不到。好,做不到,两者的夹缝中有尴尬的,是不能不让孩子们都尝尝文言;也有快意的,据说出版社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之类,反而比印小说和新诗能够多销。这是说,文言读物还有人看。语云,有买的就有卖的,我这里可以借此退守本题,不管学不学、如何学等大问题,只说读,如何能够正确理解。
这方面,或者可以不称为问题,但困难不小。困难来于古今的语言有变化。不是都变,如水、火之类,就可以说没有变。不幸是并不是都不变。变有小变,如“穷”由无官位变为无钞票;有大变,如“汤”由热水变为四菜一汤的汤。不管大变小变,只要变就麻烦,因为望文生义就会错。此外还有个麻烦,是古文献经过辗转传抄,会有错简,勉强求解会成为牵强附会。也就因此,读古书就离不开注释之学。也许早到孟老夫子吧,他引《尚书》“洚水警余”,怕人不懂,加注,说;“洚水者,洪水也。”其后到两汉,解经有多家,马融、郑玄等并成为专业大家。唐宋也一样,如颜师古,成就也不得了。但就是这样,到清代还兴起汉学,著述如《经义述闻》《古书疑义举例》之类,仍在注释的演习场中翻跟头。这多年的现象可以使我们有所悟,是读古书,得确解不容易,因而注释工作也就时时需要做,而且永远没有完。需要做,原因不只一种。一种是,古文献浩如烟海,有很多还没有人注过。另一种是,疑难多,虽然有人或不只一个人注过而拿不准,不能成为定论。还有一种是,有人注了,像是可以成为定论,而后来者认为还有问题,所以又提出新解。于是而有层出,而有论辩,形成注释之场的热闹。热闹之后,打扫场地,所积累未必都可以算作收获,但总会增添些有价值的,所以这样的凑热闹是颇值得的。(www.xing528.com)
这部《古汉语杂集》的多篇著作就是来凑这样的热闹,内容确是“杂”,也就够得上热闹。说凑热闹近于玩笑话,其实并不容易。譬如说,其一,要在看似无问题处看出问题,这就必须于有足够的学识之外还要认真;其二,破旧立新,空口说白话不成,要举证,证要来自材料,这显然都要以长时间的积累以及深入思考为资本。至于所立之新是否都能成为定论,我的想法是不当苛求,因为昔人如马、郑、段、王,也不是每有所言必成定论。单说这部书稿,我惭愧,未能细读,但如前三篇,纠正《世语新语》标点错误,说《幽闲鼓吹》时代早,就都有说服力;以今语释《水经注》的“成就”,确否就可商。还有,如有一篇解《师说》“人非生而知之”的“非”为除非,似乎就不免于过犹不及之嫌。不过无论如何,这种去非从是的精神,以及所见之是,总是值得教文言、读文言的人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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