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性恶篇》开头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话说得大有道理,举证,近取诸身,是总觉得文章是自己的好。也就因此,集页成本本,要自序,说其中所收,内容有何伟大的意义。那么,我这本有什么伟大的意义呢?只好使胆壮得如斗大,说:读书有用,但不容易,要有眼力,能分辨优劣,舍劣取优,而眼力则主要由参考别人的意见来,我这本《说书集》是对一些书的评介,乃我之意见也,必同样值得参考。……
吹牛毕,还可以在“参考”方面作点文章。读书,有耳食法,即听什么信什么。最典型的例证是宣扬气功的神力,说在北京发功,躺在华盛顿病床上的病人好了,你问何以知之,答曰“某书上这样说的”。这就可见“时代在前进”一类乐观的话并不处处对,单说这位耳食公或耳食婆,其智力就远不如近三千年前的孟子,他读《尚书》就不全信,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这位亚圣以后,读书有意见,兼记录下来的也不少。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主体写公论,也不得不包含一些私见,刘向《别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类是也。一类是主体写私见,而自信为可以代表公论,洪迈《容斋随笔》、顾炎武《日知录》之类是也。公论与私见间没有分明的界限,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公也要由私来。其次是公私与对错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定对错,还要有另外的标准。旧时代,子曰诗云是多数人认为可用的标准。新时代呢,有人高呼打倒孔家店,子曰诗云只好推位让国了,可是也可能,打孔家店的右手还没收回来,左手却举起小红书来,此之谓借尸还魂,换汤不换药。所以绝顶重要的是自己有主见,耳所听,千奇百怪,五花八门,至于取舍,则要取决于“自己”的脑袋瓜儿。这取舍,当然也要有标准,单说形成,我的私见,是由许多争吵不休的意见来。争吵不休,也许一时会搅乱脑袋瓜儿,这也有好处,是取得英国哲学家罗素最为欣赏的“不信”,不信之后的信才是比较可信的信。读书,也许顶峰的要求是培养这样的信吧?所以,尤其在尚未取得这样的信之前,就最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再吹一次牛皮,是金针度人。我昔年穷困,无力追红袖,踏白堤,而有机会钻进图书馆,读了一些书,也听了不少前人对于某时、某派、某体、某人、某书、某篇以及某句某词的意见。意见有一致的,可以发人浅省,有打架的,更可以发人深省,总之要省,之后就像是心趋向明,眼趋向亮。仅举一事为例,昔人讲文,多推崇唐宋八大家,是因为听了不同的意见,我自己思索、比较,才确认所谓韩潮苏海,只是追求气势,越追求越远离平实自然,是不值得效法的。这看法,推想许多人不会同意,人各有见,我的所见,自信是经过比较而形成,所以至今还是没有放弃。…
坚持己见,当然也会表现在读其他的书或篇方面。依理,这会留下痕迹,可是八十年代以前没有,原因是过早,没有能力写,次早,没有胆量写。来了八十年代,情况有变,是说几种宝书以外的书也有可取,不只不算反,而且可以换稿酬。于是我见财利而忘才力,就写一些书的评介。且夫人,几乎都是惯于闻声起哄的,于是有的人就以为我已经升为写书评的专业户,写了书就送来稿件之包,下令写跋语,甚至更高抬,请求写序文。旧世训有云,人不可不识抬举,于是拿起笔,写了一些序和跋。写序和跋,是说书,写书的评介,更是说书,本于物以类聚,然后可以站在门外吆喝,招徕主顾之商训,就把这些文篇集到一起,印装出版,锡以嘉名曰《说书集》。(www.xing528.com)
关于这嘉名,还要说几句请勿误会的话,因为口头常说“说书唱戏”,在这个词语里,说书就成为讲故事了。其实,这情况是来于故事的侵略,或厌故喜新。依照宋朝瓦肆的传统,讲故事是名为“说话”的,直到章回小说,还经常以“话说”开篇。可见在彼时,话是故事,书不是故事;何况我提到的这些本本,写者,印者,卖者,买者,看者,直到收废品者,都称之为书哉。孔老夫子说;“必也正名乎?”我这书名就兼有正名的重要意义了吧?
又到了以道谢为尾声的时候。想先起驾师范大学,登浮光掠影楼抓师尊启功先生,拿到刷写之书名然后言谢。再有是高莉芙女士,她住在石家庄,为帮助编好这本书,几次奔走于京石路上,没有她的才学和热情,这本书就难得较快并以较合意的面目问世,所以更应该谢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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