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书屋》的规划与努力

语言是人类用以交流思想感情（包括处理日常事务）的最重要的工具，生而为人，就必须学会，当然，如果能学好了就更好。语言有口头的，有书面的，两者的关系很复杂，这里单说学习的难易。一般说是学写难而学说易。说一般而不说一定，是因为也会有极少数例外，如我的先师顾颉刚先生，就是笔写很流利而口说很不流利。还是舍个别而只计一般。学说易而学写难，最重大的原因是用口头语言的机会多，也就时间长。在旧时代，绝大多数人并且没有亲近书面语言的机会，自然不能学会，学好就更谈不到了。口头语言就不同，人人是从出生之后不久就学，而且终身使用。但学到可以称为好，如词语妥帖，句子简练、流利而有条理，也大不易。但是无论如何，与学习书面语言相比，终归有上下床之别。目前的实况也可以为证。所证有范围大的，是全国十二亿人，除怀抱小儿和有哑的残疾的以外，都会说，而执笔能成文的，也许只是若干分之一吧。所证还有范围小的，是中小学的语文课，与其他门类的课程相比，总是事倍而功半，指实说是学生一直学到高中毕业，能够文从字顺的还是不多。这是我们，尤其在学校从事语文工作的，面对的难，知难而退不好，要想想办法。

古人，远到春秋、战国，怎样教，怎样学，我们说不清楚。可是确知有学而有成的，如庄子，不只有成，而且是成到贾谊、司马迁之流大作手也不敢望其项背。炎汉以下，直到皇清逊位，教法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始于识字，继以读古籍以及其时流行之文，并主要以其时流行之文为样本，照猫画虎。以明清两代为例，束发就学，是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继以四书五经，中间夹些《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之类；作是把八股文和试帖诗放在主要地位，因为如今日之追求学、硕、博三士，其时读书人都想猎取秀才、举人和进士。四书五经是古籍，可以扩张，成为自由发展，有不少人就广泛涉猎史、子、集各部门的书。专说教法和成效，像是并不理想，因为学而能通的总是少数。如何才能必通呢？能不能改个办法呢？像是都惯于萧规曹随，很少有人想到这个问题。

辛亥革命以后，政体改名为共和，尤其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文言被打，死而不僵，教材不得仍是三百千和四书五经，于是变接受旧籍为自己编选：小学编多选少，中学选而不编；入编入选的多数是白话，少数是文言（早期，尤其高中，甚至清一色文言）。这个办法究竟好不好，像是没有人大举而深入地研究过；不研究而仍旧贯，我想主要原因是实在想不出别的路。这暗藏的问题，大大小小，都留给解放以后。称为问题，以人体为喻，是因为有病，这病的重要表现是，期望学完能通文而绝大多数不能通文。新风，要多疑旧的，然后是变。语文课自然也不能例外，比喻选文，教读，习题，两周一次命题作文，等等为药，服了而病未见轻，当然就要研究处方，求变无效为有效，或有特效。我多年参加（有时旁观）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对长期研究处方以及大小变化的情况略有所知。大变化是五十年代学苏联，分为文学、汉语两门。小变，——或竟是当作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如应否政治第一，是否负担过重，汉语知识量多量少，应否要文言教材，如果要，以多少为宜，应否编些课外读物，等等。荏苒几十年，所得呢，除了文学、汉语分家的县花一现以外、由我看，差不多还是原地踏步。但我们也要承认，未能明显改进，非不为也，乃不能也，试想，四五十人一班，教读教写，不用现行的办法，我们又能怎么样？(www.xing528.com)

只能如此，也就只好忍。但是学不会写的问题仍在，怎么办？不少人想过，或兼设计了办法，如著文写书，谈如何指导作文、如何作文就是。我也不甘袖手旁观，于八十年代早期写了一本《作文杂谈》（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碰了碰如何学写的问题。不敢碰语文课的问题，因为牵涉面太广，困难太多，自知必无力解决。缩小到仅仅是“作文”，也没想出什么灵丹妙药，或者说，仍是老生常谈，不过是多读多写，外加辨明文章好坏的眼力而已。我这想法是由语言的性质来，大家用，约定俗成，情意和表达方法都广大无边，学就只能走“熟能生巧”一条路。熟只能来于“多”，而我们的语文课，受选材、教法等多种框框的拘束，几乎是求多而不可得。其结果显然就不能“多见而识（zhì）”然后至于熟，这就不要说巧，连通顺也就成为大难。

要想办法克服这样的难。而真就有人想了办法，是不久以前，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张惠芝女士和杨子江女士枉驾寒舍，说他们将编印一套帮助中小学生学习作文的丛书，共收30种，名《作文书屋》，问我有什么意见。我看看丛书的30种书目以及编写计划，知道设计的办法是多读、精读与学生程度接近的范文，而且数量不小，比如小学阶段，书15种，收优秀作文共1900篇，如果所选确为优秀，导读得法，学生确是用心读了，对于写作能力的提高，总当有不小的帮助吧？自然，提高写作能力是个老大难的问题，问题的解决要靠多方面努力，编《作文书屋》只是多方面的一个方面；但总是努力了，依据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之理，希望也相信他们是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