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怪杰,何如人也?不如先想想自己的所知所感。我昔年看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作品,现在还记得,他主张称现在所谓哥们儿为“苦朋友”,因为同在自然定命的宰制之下,生活只有苦而没有乐。这就比佛家更深入一步,因为佛家的苦海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其外还有净土,也就有常乐我净。我各方面都浅,碌碌一生,虽然也不少在精舍门外徘徊,却没有勇气走入禅堂。这是一面。可笑的是还有另一面,觉得叔本华的想法也不无道理。并抓住这个理而推演之,说生而为人,都是“弱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什么不勉为君子,甘心为弱者?是因为一直认为,人,生物也,就不能不受天命的制约,又社会动物也,就不能不受社会的制约,受制约是要听从自己以外的,也就是想逞强而强不起来。空口无凭,可以举无限的事例为证。只举一点点。《礼记·中庸》篇说,“天命之谓性”,这性,大而总的表现是要饮食,要男女,其下就来了“率性之谓道”,要吃要喝,就不能不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要生儿育女,就不能不为找个异性而流汗甚至流血。这由耕田到流血,种种活动,或说挣扎,都是受天命的制约。还有社会的制约,虽级别下降而力量却不小,比如都是胡里胡涂地有了生,而巧或不巧生在明清,男(如果走士仕之途)就不得不作八股,女(如果为占国人绝大多数的汉族)就不得不缠小脚。不能不,不得不,是向天命和礼俗低头,低头者,奴婢行径也,所以专从这个角度看,人都是弱者。
可是人,为万物之灵也罢,不配称为万物之灵也罢,本质和行为都不简单,也就还有与低头并存的另外一面,这存于心,可以名为理想或幻想,形诸外,夸而大之,可以名为脱俗甚至造反。造反,不是弱者干的事,所以也就要承认,人也未尝不可以勉为强者。强到不服从天命,想当很难吧?但也并非绝不可能。在这方面,我的想法是应当宽厚一些,如由客观方面看是还可以饮食,还可以男女,却“自动”走了伯夷、项羽的路,或马祖、赵州的路,我们就要依某些章回小说列什么榜之例,把他或她写入“强榜”。遵薄责于人的圣道,不畏天命既然大不易,我们就放松些也好;可以下一层楼,只取不畏礼俗的。这数量虽然未必很多,翻翻青史,总当碰到一些吧?比如一时想到的,只是西汉,就有男,杨玉孙,礼俗重棺椁,他却要裸葬,女,卓文君,嫁汉,礼俗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却自由恋爱,随着意中人跑了。我自信是弱者,也许如穷光蛋之更易梦拾金,却特别喜欢强者,敬重那些不向礼俗低头的。不向礼俗低头,汉以后,还有更突出的,如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公然宣称有七不堪和二不可,这是一般人惯于如何如何,他却偏偏不这样。显然,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怪”,轻说是看不惯,重说是“世教所不容”。结果他就真被动走往洛阳东市,身首异处了。君子不以成败论人,——也无妨用另一个标准,以成败论人,说这是不向礼俗低头,为弱者吐了一口不平之气,人间罕见,是胜者,是强者,值得画影图形,歌而颂之的。
可是我们的历史,主要为堂皇典册,是帝王授命写的,而帝王,以及离帝王不很远的所谓正人君子,是痛恶造反的,纵使不是对帝王,而只是对礼俗。其结果,史书上著录而表扬的,如忠义,都是帝王说什么听什么,如列女,都是良人说什么听什么,直到帝王和良人胡来,倒了霉,为之死。少数强者,敢造反,幸而得流传,大多是靠野史、笔记之类,或者说,只能躲在史部甚至子部的夹缝里。显然,为了人生的真能向上,这是不合理的。求变不合理为合理,像是应该颠倒过来,至少是平等对待,对世俗所谓“怪人”,同样宣付史馆,然后是入史,详述他或她的怪,让也愿意怪至少是欣赏怪的人看看,以过其勉为强者之瘾。(www.xing528.com)
以上是多年来的想法,自己也未尝不想实行,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如对“侯门一入深如海”的佳人,想之后反而希望忘却。而人间竟有奇事,是不久以前,孙郁先生来,说他编了一部名为《中华文化怪杰列传》的书,收晚明到现代徐渭、李贽、辜鸿铭、李叔同等十几个人,由专人分写,详述他们的不同于凡俗的言行,“旨在使人们从庸俗的文化认同中走出,增强一种独立的人生品格,以史为鉴,去创造别一类的生活。”问我有什么意见,如果认为还有些价值,希望我在书前说几句。我说我赞成编这样的书,理由已经在上面说了。只是缕述理由,也许还不够吧,那就加说个希望,是有较多的人多看这样的书,长街上的万岁声就有可能减弱一些,则国家,民族,甚至扩大为人类,都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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