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校为范围接触的人物，有同等的，即同学；有不同等的，由校长直到工友都是。同学，包括不同年级的，总不少于三百人，由客观方面说，“血气未定”，由主观方面说，印象不深，只好都从略。说不同等的，也要挑挑拣拣；挑拣的标准为纯主观，即还记得并自认为还值得说说的就描画一下。先说三位有或大或小的文名的。一位是孙楷第先生，曾任国文教员两年左右，后来成为小说专家，著作有《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沧州集》等。我和他交往不少，由早年的西黔阳同吃扣肉到晚年的未名湖畔闲谈，事多，难得缕述，只好不述。另一位是于赓虞，也是国文教员，像是时间不很长就不来了。他是文学革命后写长条豆腐干状的新诗的，词语离不开地狱、荒冢、死神、魔鬼等，所以有人称为魔鬼派（？）诗人。可是名声不很小，连《中国新文学大系》也给他一席地，说他有《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落花梦》等著作。他教课如何，已经都不记得，只记得人偏于瘦，头发很长，我当时想，诗人大概就是要这样，所谓披发长吟是也。而其所吟对我却有反面影响，是新诗过于晦涩，或说古怪，情动于中，想读，或进一步想表达，只好躲开它，去亲近旧诗。关于于赓虞，还有个稀奇事，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的存书损失过半，书橱里仅有的一本于赓虞著作《骷髅上的蔷薇》却一直躺在那里。书收的都是“我将诗与剑在萧萧之白杨下作枕，让我在梦中杀死你无情之魔与神”式的诗，我无欣赏能力，可是想到它的出版时期为1927年，也许就是作者所赠，书橱中虽挤，也只得容它酣睡了。还有一位是许君远，是英语教员，我像是没听过他的课，但印象不浅。来由是关于他有两种传说，一严肃一香艳。严肃的是写了一本小说，鲁迅给写了序文。香艳的是他北上经过某地，巧遇一妙龄比丘尼，相恋，并有情人成为眷属。这可入传奇的机遇常使我想到他的清秀容貌以及《琴挑》中的潘必正。至于这传说是否属实，可惜我当时还没有乾嘉学派的考证兴趣，也就只好“多闻阙疑”了。
有文名的三位之外，值得说说的不多，因为都离“常”太近。勉强找，国文教员李星白和图画教员赵梦朱像是还可以提一笔，因为他们常常使我想到就业求生之不易。李星白，据说是举人出身，若然，就是范进一流人。可惜时代已经不是帝国，而是共和国，想立身，挣钱，不能不维新，单就口所讲说，要扔开《四书集注》，也学赏析《呐喊自序》之类。我想这必是很费力的。但为了表示也愿意维新，就不能不有所表现。他的办法是高声说这诸多新的都好，声音高到换来个外号，李大吵。但终于未能为新风所容，到1928年政局有变，他就解甲归宝坻县故里之田了。赵梦朱，人白净瘦小，性柔弱，上课压不住场，教室里总是乱嘈嘈的。这不好看，可是他没有办法，只能求学生略安静些。这乞怜的样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也就会带来一些悲哀。职员方面，我也想说两位，训育主任陈宇初和教务主任王玉川。陈宇初小个头儿，黑而无笑容，学生背后都称他为陈朽木。可是都怕他。所怕有二。一是上修身课，声音低沉而平板，其催眠力比催眠曲更有力，可是我们不敢睡，只好尽全力忍耐。二是晚十点上床应入睡而谈兴正浓的时候，怕他来查斋。可是他常常来，所以宿舍中的美妙故事或笑话，总是被远近邻传来的“陈朽木来了，快熄灯”声打断，带着遗憾去见周公了。以1928年政局之变为界，陈宇初在前期，王玉川在后期。新政局带来新花样。其中之一是一些人背后嘀咕，然后化为行动，或喊或闹。不记得因为什么，有一天午饭之后上课之前，一群学生到四合院南房王玉川住屋的窗外喊：“打倒王玉川！”杂乱声中听到王玉川的答话，是：“不用打，我早倒了。”有的学生隔窗向里看，原来他午睡还没起床，一场武打戏以喜剧的形式结束。与陈宇初相反，王玉川是大个头儿，风度是明朗敞快，他这不用打而先倒的高风，我想，如果当作禅语参，一定可以悟出不少道理来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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