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至上时风，引发佛像被盗，如何补救？

阅1997年2月15日《光明日报》，见第一版头条大标题是“警惕：国宝在流失”，标题之前还有摘要语，是：“近几年全国的馆藏文物，野外的石雕、石刻、佛像有许多被盗被毁，仅去年重大文物被盗案就发生24起；‘八五’期间海关仅查获的文物走私案就有11万余件。”我是穷的常人，难得大气，看到“万”，而且前有“11”，不免吓了一跳；而“11万”是“案”之数，依事理，“案”中还要包括“件”，假定平均一案包括10件，则小学低年级学生也能算出来，总数超过100万，就更不免吓了一跳。跳是心跳，孟老夫子“四十不动心”的气功（？）垮了，于是想了很多。老了，还能想不容易，稀者为贵，何况是自己的，又于是决定拿笔，记下来。

首先想到的是，盗违法，况是文物运往国外，而竟至这样多，原因是什么？还可以加一问，据说，或据幻想，天也随着主义变，其下的社会由阶级森严变为无阶级，人人有主人翁感，昔日的自私上升为为人民服务，或总而言之，都有了政治觉悟，其结果当然是天下太平，而事实却是，只是文物一项就需要“警惕”，原因是什么？显然，问题太大，难言也。识时务者为俊杰，比喻为跑医院，也不能例外，于是躲开内科窗口，到外科窗口去挂号。换个说法是只在“现象”上打转转而不追问所以会有此现象的深因远因。这现象是有目共见的时风，钱至上，浮华至上，享乐至上。且夫人，除了极少数，都不得不顺着时风走，而弄钱求发并不像大，编造主义，小，编造小说，那样容易，却难割难舍，怎么办？如水之就下，最容易的一条路是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即舍正路而不由的路，无限，盗卖文物只是这无限的路中的一条路而已，而且未必是最恶劣的。那么，如果注视盗卖文物之眼放大，变为看一切恶劣，我们会有什么感想呢？只是感而想用处不大，要对症下药。不好，又不得不奔往内科窗口吧？决定知难而退，想其他有关的。

为文要扣紧题目，想也就要不离文物。文物，用今日之眼看，上者是国宝；等而下之，可以入地方博物馆，是地方室，入某朱门或某衡门，是家宝，入某书斋（因有闺房与之分立），是己宝。家宝、己宝，档次可能不高，可以加个注解，是自己所珍爱，视之为宝。这样的宝，我有没有？也有一些。问来由，是一，曾上北京大学，受了厚古风的污染；二，历多时代而仍能吃能睡，时间长，所遇多，间或掇拾一二，就会有所积聚；三，大革命中红卫英雄未光顾。未光顾是玉趾未动。至于玉音，却动了，其名曰“勒令”，具体内容是限三天，自动把四旧除了，过时不除，要自己负责云云。年在不惑以上的人都知道，其时只有“伟大”，没有“法”，更没有“德”，所谓“责”，是要面对由伟大而来的生杀予夺之权。我人微，却也舍不得命，于是接受红卫英雄的勒令，主要用周公瑾火攻之法，毁了一些档次不高、但称为文物也无愧的，如莫友芝法书卷、几位师辈的书札之类。这些是自己的，可以用“及身散之”来自慰或解嘲，但格调提高，视自己为国中之一民，则所毁之文物也就成为国家的，其损失，至少由意义方面说，就由屁轻变为山重了吧？

说到山重，思路就飞到其时的近邻广化寺。也是红卫风刮得很猛的时候，某学校的红卫英雄驻进去了，当然是去干革命的大事业。寺闭了门，都革了什么说不清楚，只说有形迹可见的，是若干日之后，寺门外东偏的空地上堆成一个小山，都是佛像的破碎肢体。事后才知道，所有塑像都看作反动的四旧除了，一尊未剩，可谓斩草除根。且夫广化寺，北京市若干寺院之一也，北京市扩大为全国，“之一”就缩小为沧海之“一粟”，则放眼（或据所闻）全国，单是佛像，我们的损失究竟有多少？称为“损失”，理据是本篇开头引的那则报道，其中重点说的正是佛像和佛头被盗。原来在国外，佛像和佛头是值钱的，早知如此，我们革，如果能集全国的佛像，总当不少于上百万吧，于海滨，运出去，换回美元，不是较合算吗？说是“合算”，所据的原则还只是“楚人失之（物），楚人得之（钱）”，如果原则提升为“人失之（物），人得之（物）”，则合算也就升级，成为“大合算”了吧？(www.xing528.com)

这合算的“大”来于扩“四海之内”为绕太阳旋转的其大名为“地球”的行星，公卖也好，盗卖也好，其犹存在则一也，而红卫英雄的除，则结果是不复存在。这样，有关文物的失就可以大致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失之，人得之”，另一种是“人失之，人未得”。两种相较，纵使我们头脑里仍然盘旋着爱国主义，何取何舍，也会“沉吟至今”吧？沉吟的时候，还会想到一些事例。其中之一是敦煌的宝藏，光绪年间重见天日，被英法的什么什么分子弄走了（买？骗？盗？）不少。这当然是我们的损失。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并没有违背“人失之，人得之”的原则，因为他们都完整有序地保存在博物馆或图书馆里，并且容许国内国外的研究人员去检寻，如韦庄的《秦妇吟》，《浣花集》未收，上千年不能见，就是由他们的馆藏里找回来的。而所有这些都是四旧，就不能不想到红卫英雄的除；而一想到除，“蓦然回首”，见镜框中的唐人写经还在，心中就油然而生一句梦中也难于出口的话：万不得已，还是让外国人拿走吧！

说这样的话，是丧心病狂了吗？又不尽然。我大胆推测，在1966年的红八九月，有知有德而爱文物（或扩大为爱文化）的人，比如眼见黄鹤山樵画幅、宋拓王圣教之类将付之丙丁，心里都会生这样的念头吧？因为到十万火急的时候，总会觉得存比灭好。可是这样的怜惜心情有什么用，连数学家也算不清的珍贵文物还是灰飞烟灭了。损失过大，其后的问题是如何补救。今日，也是根据这篇报道，想了办法，主要是加强立法，加强执法。昔日呢，往者不可谏，但为了来者犹可追，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应该认清原因，以求能够根治，不再如此荒唐。可是这就大难，因为，也是看时风，像是说这类事就不合时宜，“说”尚且不能通畅，况追寻原因乎？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想到更大的问题，是在这类事情上我们也未能冤亲平等。只蜷缩在佛门之内也可以洞见，盗几个佛像、佛头就上了大报第一版头条，几乎除尽了全国的佛像却装作视而不见。何以如此神魂颠倒？说穿了，不过仍是流行于封建时代的一句老话，“没有不是的君父”而已。所以我想，比追回一些佛像、佛头更重要的，是君父有不是，子民也可以说不是。——哎呀，笔竟滑到君父，大德逾闲，有违圣道，以就此住笔，断百思想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