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巧,上海沈居士和北京马女士先后来存问,闲话中都提到“寻根”,这之前不久,我游山西洪洞(读同)县城北大槐树,看到写“寻根”,听到说“寻根”,于是我对“寻根”也产生了兴趣,想即以之为题材,写几句,看能不能讲出点道理来。由参“寻”开始,一念之远就到了“根”的非单一,正面说是有浅、深两种:浅是“史迹”,如大槐树的确切地点;深是“原因”,如为什么要移民,以及为什么要由大槐树下出发,等等。寻史迹,不容易,寻原因,更不容易。总之,内容不简单,想讲出点道理就不能不勉为其难;而如果真能够讲出点道理,用时风语说,就会有不小的教育意义吧?以下想勉为其难,大题尽量小作,说说在这方面我的一些想法。
勉为其难的“难”有不同性质的两种:一种是寻之时,有些事物,得其实不容易;另一种是寻之后,也是有些事物,比如已得其实,如实说或写,使自己以外的人听听或看看,更不容易。而教育意义必须体现在明辨是非之后,能够取是而舍非,这明辨和取舍之前,就不能不听听或看看史迹之实、尤其原因之实。显然,“不容易”与“不能不”的夹缝间会藏着不少问题,如何解决?又是问题太大,只好用准“王顾左右而言他”之法,试试看。
由寻之时的不容易得其实说起。这自然以远者为尤甚,举远者为例。尧舜禅让,尤其儒家,是历代传为美谈的,实况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只政权,连娥皇、女英也归了继任者,就真是出于尧的自愿吗?至少是熟悉汉末献帝禅位与曹丕的表演的人会存疑。这样,寻史迹得其实就成为大难,进而推求所以要让位的原因就要谈不到了。
由传说的历史下降,到春秋战国,可以勉强说是文献足征。以秦的兴亡为例,史迹及其原因,至少贾谊觉得,是可以说清楚的。他就真说了,文章见他著的《新书》,推想太史公司马迁必同意他的看法,写《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时候也引了,后代的许多选本选了一部分,名《过秦论》。文章由“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写起,中间经过“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孝文王、庄襄王”,直到始皇统一,“履至尊而制六合”,然后是“山东豪俊并起而亡秦族矣”,都是说史迹。这大兴和亡得快使贾谊抓到一个问题,于是问原因,“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他以为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这里且不管贾谊的看法对不对,可以假定为对,则非常明显,鉴古知今的教育意义主要积聚在“原因”方面,即想不丢宝座,要施仁义,不要总是以鞭子棍子对付小民。(www.xing528.com)
如果这样的教育意义确是名副其实地有教育意义,则可以推知,我们的寻根工作,于史迹与原因间,重点应该放在后一个方面。可是这就会碰到加倍的难,只说显著的两种:一是找到真因要有慧眼,能穿透传统、权势等云雾的慧眼,又谈何容易;二是假定已经找到,这因很可能与某些有高位的人有牵连,或竟是来于那些人,会容许已经找到因的人传播教育意义吗?不错,贾谊是传播了,那是因为强秦已经成为落水狗,不再能咬人,比如换个时代,清朝嘉道年间,你寻多次文字狱的根,理清史迹,并找到原因,远效贾谊过秦之论,问了“何也”之后,说“君主专制,民不能自主也”,行得通吗?行不得也哥哥,是因为康雍乾虽然已经入土为安,他们的子孙还坐在宝座之上,有任意杀人的力量。
由嘉道再下降,老佛爷时代当然更有许多怪现象(如自己胡来祸了国殃了民不自杀而杀别人)可以说说的,为了避免一而再、再而三,有骗稿酬之嫌,干脆降到“近取诸身”,说一点点自己亲历的。这是本篇开头提到的,几个月之前在山西洪洞县城北寻找的大槐树,以及城内看到的苏三监狱。看大槐树,所寻之根有两种:一种是树之根,另一种是明朝初年移民,祖先是由这里“散而之四方”的,来寻族属之根。我家有代代相传的语献足征,乃明初来于南京城南大红门,与洪洞大槐树无关,所以只能寻树之根。可惜是不只树不见,根也没有一点痕迹。何时,何因,有竟成为无呢?更可惜是连文献也不足征。这样,看大槐树,寻第一步的史迹,所得也只是迷离恍惚,进一步的寻原因就更无立足之地了。只好把寻的精力和兴趣移用于苏三监狱。苏三,据说是明朝中年的风尘女子,流落到山西洪洞,受诬陷,被判死刑,曾囚禁在县衙西侧这所监狱里。经历坎坷,可怜,怜与爱是近邻,也就可爱;移到男本位,女的,而且风尘,就更加可爱。我是常人,也就很愿意(人往矣,无可奈何)看到她住过的那间屋,以及她洗过衣服的那个石水槽,等等,安于退一步,睹物思人吧。又是,而且非常可惜,屋,石水槽,等等,都已非原物。我有个年岁略小于我的学生杨君(已作古),年未知命的文友卫君,都是洪洞县人,同我说,“文革”前仍是原物,他们看过多次。其时监狱之东,县衙的大堂二堂也在,很雄伟,都是明朝初年建筑,在国内可能是仅存的,只因为革委会的头头儿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是闹革命,不该保留旧的”,就下令拆,连带监狱,成为一扫光。监狱是近些年重建的,保存文物在其次,主要是适应旅游风,为创收。听了这些,寻史迹的任务胜利完成。史迹清晰,寻原因也就不难。原因有枝叶的,是有权者头脑里只有口号,而没有文物,或放大说没有文化。原因还有根本的,是多年来,上上下下,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上者一个人说了算,又因为多年,就先是形成制度,紧接着就升到形而上,成为天经地义。
这寻得的原因有没有教育意义?我想,至少巴金是承认有的,所以苏三监狱之不足,还想扩大为文革博物馆。博者,多种事物也,意在立此存照,寻史迹者可以来此取所需,寻原因者也可以来此取所需。意甚善,可是据说,心中之意化为肢体之行还不很容易。我人微言轻,行,不敢碰,但想法还是有的,这想法依旧平淡无奇,不过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已。如果这无奇能产生有用之奇,则我进一步想,“真心”为国家,为民族,为下一代,就应该扩巴金的想法而大之,成立运动博物馆,而如果这扩大的想法能成为现实,则曾加右派之冠的诸夫子也可以入圣庙,“每事问”,教育意义岂不更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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