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自由谈：力与理-张中行全集（11）·散简集存（上）

前年6月上旬，我写了一篇《聚讼礼赞》（刊于《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3期），对于平等地各抒己见、动口而不动手的争论，说了些赞扬的话，并说了所以值得赞扬的理由。放下笔之后，想到《论语》有“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话，感到那一篇的内容，还是在堂外说的，像是还有余义，那就应该走入室内，再说几句。想说而没拿笔，一晃差不多半年过去，旧事重上心头，账以早还为是，拿起笔，写。

争论，纵使嘴里不说，心里也会想，是在讲理。而说起“理”，问题就复杂了。为了减少头绪，这里把范围限制在“人事”以内（以外，如天体物理，理就可能是另一套），即所讲之理是有关人事的理，或者说，价值判断（对错、是非、好坏之类）是针对人事的某种现象的。对人事的某种现象，说是说非，是讲理。而这样的理仍有对错问题，分辨对错要有“标准”（或称理据），这标准是深一层的理。举例说，“嫂溺而援之以手”，孟子说可以，坚信男女授受不亲的卫道之士会不以为然。假如责问孟子，孟子就只好端出深一层的理：是生死事大，或活比死好。所以讲理，走入室内，就会进一步，碰到判断是非的标准，也就不免要追问，这标准是否合理。明眼的读者立即会想到，这样深追，就还要引来标准的理据是否合理的问题。这是个无底洞，决定躲开，只在初次碰到的标准的来源以及可靠性方面相看相看，而如果能够看到点什么情况，对于聚讼，也许有些参考价值吧？但这方面的问题同样是既复杂又恍惚，考察，分析，比喻为将要吃，总须找个下口之处。灵光一闪，想到标准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传统，权威，天命，理性（取特点而方便分）；又一闪，像是看到这四类都与“力”有多方面的联系，所以决定顺水推舟，抓住这四类，如体检，一个一个来，重点是看出身和本领，与力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且夫力，乃有大用又颇为可怕之一种怪事物也，能看清楚些，纵使只是斗口，也会有些好处吧。

先说排在前头的“传统”。传统，如其名所示，是千百年来久矣夫，几乎人人如此过，并视为应然的。典型的例子，言可以举子曰诗云，事可以举忠君、孝亲和（妇女）守节。人都生在历史长河的一段，此一段从以前的若干段（即成为传统）来，因而对于传统，由于已经习惯于如此如彼，就轻说，以为都是合理的，重说，不会想到还有是非问题。不再有是非问题，就成为无条件的是，或说天经地义，所以有大力，对人对事，评定是非，就以之为理据（未必明说，甚至未必想到）。由理的方面看，日常，以及诌非专业性质之文，讲理，或说评定是非，引为理据的绝大部分是由这个渠道来。自然，由这个渠道来的理据未必就错；问题来自，也是千百年来久矣夫，有数不清的人，用这样的理据而想不到它会错。其实呢，它不只可能错，而且常常错，有的甚至错到荒唐的地步，如宋朝以来女人的缠小脚就是，许多有学之士也竟以为莲船径尺要不得。评定是非，来于传统的理据无限，还想举个最大块头的，“忠君”（严格说是忠于“一”君），前后左右、里里外外看看，以求对于传统能有较清楚的认识。我不隐瞒观点，对于专制帝王以及支持他（或她，因为还有武则天和西太后老佛爷）为所欲为的专制制度一向深恶痛绝，因而对于忠君（常美其名为气节）的所谓无上美德也就没有好感。深恶，是因为，至晚由夏禹王家天下起，几千年，君主不只用小民的血汗尽量享乐，还可以任意杀人。同是人，有的可以随意杀别人，有的只能忍受，合理吗？可是竟在不合理的土壤中培育出忠君的美德，是怎么回事？这情况，我追过根，很遗憾，又不得不人性论，是来于“力的崇拜”。专制君主有大力，能生杀予夺，臣民不得不服从，日久天长，发展为当然，其间还必掺杂上君主“要”帮忙兼帮闲的左右歌而且颂，于是渐渐，忠于一人（包括为之死）就成为无上美德，为之死就可以得无上的荣誉。如此说，可以引孝亲的美德作为旁证。孝亲，表现为行为不过是听家长的，为什么要这样？也是来于家长制度，家长有支配一家的大力。可是，如果忠君与孝亲不能兼顾（君由宝座上落下，亲年老仍在世），传统道德的要求仍是为君死，这追根问柢，仍是君主之力大于家长之力。力大演变为美德，也就不免于荒唐。《论语》说“君君，臣臣”，君君没有了，因为不管坏到什么程度（直到乱杀人），根据忠君的美德，都不得说坏。其甚者是想不到君主之所行还会有误，就真是《庄子》所说“哀莫大于心死”了。当然，心死不是心坏，因为传统的道德观念，不管用现在的眼看如何不合理，其时依之而行的人总是无可非议的。这里举忠君为例，不过是想说明，传统的力量过大，我们今天评定是非，还会不经意地以之为理据，其结果是可能不错，但同样可能甚至有更多的可能是错了。

接着说理据的次一个来源，“权威”。权威是怕和信并进而百依百顺的对象，显然有多种（如昔日，子曰诗云也可以算），这里取己之所需，指高高在上说了算数的。与传统相比，这样的权威齿德差些，可是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现在当下的大力，顺从，有百利而无一害，争论，至少是有些人，就愿意引为自己主张的支柱；我们翻看旧典籍，张口闭口“先王以孝治天下”之类皆是也。新典籍，这类的讲理方式像是同样不罕见，都是某人在某地曾有什么样的指示，那指示当然是万分正确，从而以之为理据的某种说法也就必然不错。事实也可能是这样，但保证不错的力量要从权威以外的什么地方来，因为权威的想法也可能并不对。有不对的可能而看作必正确无疑，引为评定是非的理据，就推论的形式（个别的有可能不错）来说，是不可取的。(www.xing528.com)

再说理据的第三个来源，“天命”，性质有些特别。只说最突出的，一，隐蔽，几乎永远不出面；二，不管出面不出面，我们都只能信为颠扑不破，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否认它。这是指来于直觉的一些认识，除了患有哲学疯病的人以外，是不会有人想到这样的信还需要理由来支持的。话嫌抽象，改为举例以明之。小两口锁门出去回来，屋里电视机不见了，断定曾进来小偷，没有人怀疑这个判断，因为都相信有变为无必有原因。古人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今人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牡丹花真美”，都可以归入此类，没有人问所以这样认识的理由，问，也就只能引用《礼记·中庸》篇第一句“天命之谓性”搪塞过去。天命，我们不能把它怎么样，只好接受而不问理由。不问理由，与讲理的关系就不密切。换为正面说，天命性质的理据力量绝大，用处却不大，因为争论、讲理，几乎永远用不着它出面。

最后说理据的第四个来源，“理性”。与前面说的传统、权威、天命相比，是由外移到内，也就比较难讲。首先是定性，宋儒相信天理在人心，康德重视理性，并说有纯粹的，有实践的，与这里说的是一是二？为了避繁趋简，我们说这里所谓理性，是指“自己”的思辨的能力，或经过思辨而评定是非的能力。能力要用，也就会引来两个问题。一是天之生材不齐，有的人，也许竟至思辨能力很差，不能评定是非吧？二是依传统或权威评定是非，当事者会以为也经过自己的思辨，则理性的独立性岂不就难于保持了？也只能死抱着理想不放，说凡有所信，都是不管传统，不管权威，经过自己的思辨，认为合理，不得不信的。这来于自己理性的所信，也会有高下，甚至会错，但正如韩信的背水一战，路只有这样一条，我们总不应信自己理性之所不信吧？所以以上唠唠叨叨说了这样多，不过是想着重说这样一句：争论，评定是非，要把自己的理性推到最上位，只听它的。

居上位，有大力，至于运行，就还要有所依据。依据是两种。一种是目的性质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另一种是方法性质的，是思辨的规律。推想这都是惯于争论的人熟知的，也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