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莫大于心死与甲申之变：张中行全集·散简集存（上）

《庄子·田子方》：“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如果容许古为今用，我颇有同感。人皆不免于一死，就是在睢阳城内，被杀之后还被吃，也是了此一生，账结了也就算了；问题是人世还在，而且要绵延下去，竟没有人感到这是为维护家天下的专制制度而牺牲，并不合理，就真是“心死”，“哀莫大”了。称为心死，有轻视甚至鄙视的意思吗？没有。如果说不免带有感情，这是康德所说对星空和道德律的，曰“敬畏”，加细说是其人可敬，其事可畏。想举个例，是明末顾亭林的非生身母王氏（行事见顾作《先妣王硕人行状》），许配顾的过继父亲顾同吉，将婚而顾同吉病死（年十八），王氏年十七，坚决到夫家，事老育小，过日子。婆母有病，煎药，暗自切下一个小手指放在药锅里。甲申之变，她年将六十，听说崇祯皇帝驾崩，江南诸地相继失守，绝食，十五天，死了。像这样的人，坚苦卓绝，为别人，任何人都会承认可敬。可是想想吧，生为女人，命定身上有两种“节”缠着，这样过了一生，不可怕吗？值得痛心的是几乎没有人觉得这样的处境可怕。勉强找，上下两千年，未必真的李陵《答苏武书》（见《文选》）和黄宗羲《原君》（见《明夷待访录》）还透露一点消息吧。还是取其多，说心死。厚今薄古，说三种。

第一种是古，例俯拾即是，想一客不烦二主，由王氏而下，说顾亭林。顾氏人品和学问，古今无异辞。他生在明清之际，明亡时年三十，自己承认是明朝的子民，终生不忘明室，入清不应考，不出仕，一切照自己的信念做，可敬。可是说到所做，如对于朱元璋，我就觉得不能算是从“理”来。朱元璋是何如人？是杀人不眨眼的专制魔王，坐上宝座以后，直接下令杀的人无数，单说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罪名都是谋反。这里岔出一笔，说说所谓谋反，也是古已有之，武则天时期曰上变（告谋反），一直延续到今日。且不说依理也未尝不可以谋反；迁就现实，单说“反”，在严酷专制的统治之下，至上说某一个人反，有谁敢说他没反？于是胡惟庸和蓝玉就钦定反了。对付的办法当然是杀。杀少了不解恨，其实是不过瘾，就株连，两案都是杀了一万几千人。顾亭林是精通史学的，这类乱杀人的史实以及是非，不应该不知道，可是年将不惑的时候还写题为《恭谒高皇帝御容于灵谷寺》的诗，其中有句云：“本支书胙德，臣辟记勋庸。”这就是因为他是皇帝，虽然杀了那样多的人，望见他的尊容，想到的就只是“德”和“勋”了。这种见好不见坏（甚至视坏为好）的通病为一切受专制之毒的人所共有，而不自知，并进而视为应然，即心死也。

第二种移到今，是看古人，看古事，戴的眼镜还是昔人的，昔人颂扬张巡，跟着颂扬，昔人骂冯道，跟着骂，而不问为什么张巡值得颂扬，冯道应该骂倒。设使问，就抬出气节，而不进一步问，气节是怎么来的，对什么人有利。昔人受专制制度的骗，以致害己害人（如张巡、方孝孺之流），而不自知，是心死，今人步其后尘，为专制制度抹粉、添砖瓦，而不自知，也应该说是心死。说得过分了吗？想举个事例供思考。还是说众矢之的冯道，典型之骂来自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冯道传》前的“序论”。其中前半贬冯道，说他“无廉耻”。还有后半，褒也是五代人的王凝妻李氏。这位李氏的手在开封旅店门口被店主东拉了一下，哭着说：“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就拿斧子把那支胳臂砍掉。对此，欧阳修说是有耻。有耻是因为守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节”，无廉耻是因为未守“忠臣不事二主”的“节”。请问今日看这篇序论的，是贬和褒都接受呢，还是认为后半褒的部分可以从宽呢？如果都接受，就等于随着欧阳修，认为应该砍掉胳臂。站在男性方面说，就是金屋中还没有佳人，也不会如此大胆吧？可是这样一来，就成为放弃男女授受不亲，还保留忠臣不事二主。我大胆推测，现在的卫道志士，几乎都是走取前半舍后半的路，骂冯道而不颂扬王凝妻李氏。何以会甘心偏安？至少我认为，是因为专制统治力量过大，使人心死，难得复活；与君权相比，男权的力量是弱小的，经过新风一吹，销声匿迹，多年迷这一“节”的死心就活过来。(www.xing528.com)

第三种仍是今，不再是颂扬张巡、骂冯道，而是“纯”今。这是说昔日的气节还有可能借尸还魂，表现为至上说什么都对，做什么荒唐事都好，以至胡来，弄得国乱民死，还要歌颂，依之而行。我说有可能，如果可能成为现实，这样的心死就更加可怕，因为捧黄道周，骂洪承畴，终归是纸上谈兵，变形为餐桌上拜天父天兄，气节的大帽子就飞进屋，闭门家中坐，头上有千斤重压，还能轻松地喘气吗？所以这样的心死就更是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