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混碗饭吃不容易。以饭碗的所在地为标准可以分为两大类，自己门内和非自己门内。男耕女织可以算作在自己门内，这是农的特性或优越性。士，今曰臭老九，就不成，要到非自己的门内去端饭碗。这非自己之门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统治权系统的，比如某人是吃编辑饭的，某年入中华书局之门，月得八百（举例也不忘“发”），其后改入商务印书馆之门，因为月可得八百八，旁观者非但不以为失节，反而想到那后加之数“八”而垂涎三尺。另一类是统治权性质的，如洪承畴，先是入姓朱的之门端饭碗，后是入姓爱新觉罗的之门端饭碗，就挣来一顶贰臣的帽子。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分别？因为要求的程度不同：非统治权系统的是希望多占，统治权系统的是依例没收。多占是雇佣关系，没收是主奴关系。这主奴关系还可以编造理论以美化之，古曰君为臣纲，今曰突出政治。总之都是来于权的力量过大，并把所统治看作私产。如果相信孟子的“民为贵”，把国看作保障人民能够平安度日的组织，对于所谓贰臣，就不会一言骂倒了吧？王宏志女士等就是走这条路的。这是换尊君为重民，至少是兼重民，我同意，也就不想多说什么。不过有一点，这里想提一下，是在争战的年代，改为伺候另一个主子有多种情况，由魏徵、张辽、李密（指写《陈情事表》的）、杨涉、徐铉、冯道直到赵孟頫、颜之推、李陵、刘豫，可以写一大串，评论这样的人，要以其人的整个经历为依据，如魏徵，就可以美言为“贤臣择主而事”，刘豫就无法美言，因为应该算作“投敌”。这里的关键是要别内外，内是有可能利民，外是必害民。以洪承畴而论，关外松山投降时期是屈膝于外，其后作清朝的官，在另一个统治权下做多种行政工作，且不说功过，总不能仍旧算作“外”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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