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专制政体，君是一国之主，君与国有血肉联系，因而忠君与爱国也就难解难分，否认气节的价值仍是不对的。这就触及君与国的关系，情况很复杂，一言难尽。可以由“天降下民，作之君”入手。周口店时期人怎样活，我不清楚。大以后，生殖日繁，人集为群体，为了都能活，就不能不有组织，也就不能不有管理众人之事的机构。机构要运行，就要有人管，管的人就要有权。在我们的神州之内，由传说的盘古氏起，直到爱新觉罗溥仪止，有管理之权的都是君。君有正面的作用，是内，维持国内的社会秩序，外，防止国外的势力侵入。民呢，虽不知而实际是，一个不很如意的秩序总比无秩序好，君的鞭子总比外敌的刀容易忍受，于是接受墨子的原则，两害之中取其轻，化为思想感情，就成为既爱国又尊君。这是一面。但不要视而不见，还有另一面，是，如果视国为保障民生的机构，则君与国又常常不能等同，具体说是君之所为，经常，吮吸民的血汗以供自己享乐，间或，内，制造混乱，外，不能御外侮，成为祸国殃民。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政权的归属，不是来于“选贤与能”，而是来于“马上得之”，用大白话说是抢来的。拼死命抢来，当然就视为“私产”，又实力总是比一切理论直到理想更为有力，于是，有文献可征是由夏禹王起，无文献可征呢，也许要远到盘古氏以前吧，“家天下”就成为理所当然。这还可以说得冠冕堂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成为君的私产，“朕即国家”，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提倡爱国主义。民呢，就“理”说所爱应该是“公产”的国，事实是没有公产的国，又因为多方面的条件混杂交错，公私很难划分，于是在所谓太平盛世，有少数人积极，信宣传，也就爱，多数人还是听而不闻，混一天说一天。不幸是太平盛世并不多，比如西晋、北宋，不能抗国外势力入侵，隋炀帝和唐明皇，弄得国内大乱，结果都是人民颠沛流离，当此时也，还能说君就是国吗？说爱君即爱国，也可以说不错，但要附加个条件，是所谓国是指“私产”的国。这是深文周纳吗？我想反问一句：“如果意不在保私产，为什么所伺候的君主滚下宝座，要跟着他死？作为公产，国是依然存在的。”由这“公产”的观念，我们还可以推出两种会使卫道之士更加吃惊的结论。一种是，既然视国为民的公产，那就，只要管得好，使人民得福利，姓什么的人管就关系不大，张三可以，换成李四也未尝不可。另一种是，顺流而下，如果张三为君，祸国殃民，李四上台，比张三好，为了人民的福利，帮过张三的臣下可以甚至应该改为帮李四。传统的道德观念视改帮李四为败德，用欧阳修的话说是“无廉耻”，追根，或分析到本质，这所谓气节，是为维护君主的私产鞠躬尽瘁，至死不悟，爱国云云，不过是五光十色的肥皂泡而已。(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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