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判断及其重要性

先泛泛说说“标准”。何谓标准？标准是有所判断，明举或暗持的“理据”。比如甲向乙说，“鸡蛋又涨价，昨天一斤三块六，今天三块八”，三块六变为三块八是理据，明说了。又如甲向乙说，“丙孤身过日子，病倒在床上，邻居丁天天去送水送饭，真是好人”，判断为好，有理据，却未明说。就理说，任何判断都有对错是非问题，有时说了，未能取信于人，而希望能够取信于人，就要兼举理据。

也是就理说，理据仍不免有对错是非问题，那就还要举更深一层的理据作为支柱。这样说，人嘴两扇皮，而不幸有讲理的瘾，就会落入无底之洞吗？曰无此危险，原因不是人为万物之灵，因而万能，而是因为受天命的制约，力量有限，求深，也只能深到“难得不信”（或干脆称为“信仰”）为止。意思过于抽象，宜于举例以明之。比如忽然刮起运动之风，红卫英雄入门，乱抄乱打，抄而打者判断为好，被抄被打者以及一些旁观者判断为不好，假定都容许追问视为好或不好的理由，抄而打者会答“这是革命”，对面的人物会答“这是迫害人”。事同而判断有别，即出现对错是非问题，为明辨，就不免要进一步问，“为什么革命就好？”“为什么迫害人就不好？”即要求举出理据。推想红卫英雄听到此问，就是不举皮带，也要答，“革命当然好，还用说吗！”至于被抄被打者就会答，“因为使无辜之人陷入苦难。”有哲学癖的人可能还要深追，问，“为什么陷入苦难就不好？”答，“因为乐比苦好。”再问，“为什么乐比苦好？”也许就要请出《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吧？总之，又是归结为不能不信。(www.xing528.com)

标准或理据，由效能方面看，有高下的分别。为简明，可以由来源方面考察一下。最大户是“传统”。这是长期以来如此如彼，就认为应该如此如彼。往昔如此如彼，有原因，这原因以及表现为某种情况，可能都是合理的。但也可能并不合理，或并不都合理。举例说，认为“言而有信”好，估计不会有人提出异议；至于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好，在不同的时代，看法就会有分别。可是就是这个瑕瑜互见的传统却有大力，表现为百斤重压，是你想抗，抗不了；表现为千斤重压，是想不到它还有错的可能，也就不想抗。洪承畴之受唾骂，主要就是因为，依传统，臣下不当伺候另一个主子。“为什么不应该？”事实是几乎都想不到还可以这样问一句。传统之为可怕，小焉者是它可能错，而我们不容易发现；大焉者是使人心死，想不到还可以拿镜子照照它。一个次大户是“权威”。权威用狭义（广义，传统等皆权威也），指居上位、其下愿意拜倒或不得不拜倒的，圣贤，子曰诗云，今上，圣谕，皆是也。昔日，有所断定，来个“诗云，什么什么，此之谓也”的尾巴，就像是可以成为定论。今日，颠倒衣裳，尾巴移前，开篇就是“某某指示或教导说”，也就像是可以成为定论。这都是用权威的大帽子为理据，求取信于人。自然，权威的所说未必就错；问题在于，想证明不错，要有理据，而用权威唬人的却认为可以不再找理据。应找而不找是不讲理，拉权威为理据之不可取，原因就在于不想讲理。以下由讲理就不能不想到个无理可讲的来源，可以称为“天之道和人之性”。举例说，某甲向某乙说，“快起吧，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是个判断，某乙却不会要求某甲举出理据。同样，天文台的某人说，“76年之后哈雷彗星再来”，也不会有人问，“你怎么知道还会有今后的76年？”仍同样，比如有人说，“现在比前些年好，总是能吃饱了”，也不会有人问，“何以能吃饱就比挨饿好？”这类判断之为正确是人视为自明的，自明者，我们想不出理由却不得不信者也。在讲理的思辨过程里，自明的理据虽然经常在幕后，却很重要，因为分辨对错是非，最后要请它出来仲裁。以上三种之外，我们还要听从康德，把“理性”请到上座，不是因为它最可靠，是因为我们分辨对错是非，只能信己之所信，不能信己之所不信。说它不最可靠，是因为无条件接受传统，归依权威，甚至相信《推背图》，信受的本人必自信为也是本于自己的理性。所以请理性坐上座，还要附带个要求，是既喜欢讲理，又知道如何讲理。这换为具体说，是一方面，要有思辨的逻辑训练，另一方面，有关价值的评断，要有一以贯之的信条作为依据。逻辑，重在方法，求讲理，理都靠得住。至于信条，问题很复杂，留待以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