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气节观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影响

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王宏志女士写了一本《洪承畴传》（1991年红旗出版社出版），问世后送我一本，我大致翻翻。因为其中说洪承畴其人以及行事还多有可取，听说颇招来一些非议。非者，不以为然也。也许措辞还不很客气吧？我心里想而未出口，竟也不温文尔雅，是天地间有不少容易事，奉旨（对而无条件之义）骂贼即其一也，盖既不会有闪失，又可以得“我独清”的美名。我同王宏志女士来往不多，以其为“女”也，就推测必退缩，至少是变多言为沉默。想不到又送来一本《洪承畴研究》（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看方知，受非议之后并未退缩，而是扩大为在福建泉州开“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作用”的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会后把较重要的论文集为一册，主旨仍是说洪承畴其人未可因其降清而就一言（汉奸）骂倒。文集第一篇是王宏志女士写的《论“贰臣”》（算作代序），其中谈到“气节”问题，说：

儒家的“气节观”是以“忠君”为核心的，这个“君”，不管是有能、无能，天才还是蠢才，甚至荒淫无耻，作为臣下都要绝对忠诚，否则就是大奸不忠。这种气节观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十分牢固的基础上的，君臣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主仆关系。因此，历代君主总要大肆宣扬忠于主子的气节观。今天来看，这种气节观当然是错误的，是应当批判的。而封建社会的史书几乎完全是按照“忠君”这个道德规范来写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观和方法论有了很大的变革。但是，儒家这种传统的气节观，却仍然影响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不少“贰臣”一类的历史人物，至今仍在受到不加分析的歧视。（8—9页）(www.xing528.com)

这段话两次提到儒家，我以为也需要分析，因为，至少是祖师爷，忠君不是无条件的。孔子说“君君，臣臣”，君要走为君的正路，是有条件。孟子的条件就更鲜明，以致敢说“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无条件忠君，视忠君为无上美德，是君主权势日增、书生地位日降的结果。那就撇开儒家，专说气节，则王宏志女士所论“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之不能成气候，其中也有不重气节一条。辩吗？问题过于复杂，碰巧这几天得闲，想借王宏志女士“引起注意”之光，顺着气节之藤，再犯一次寻根的旧病，摸摸评价的标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