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活法》：一位老八路的人生故事

小林宽澄，今年96岁，他是日本目前仅存的两位日本八路军老战士之一。还有一位叫“前田光繁”，今年99岁，已在老人院里静养。

早在2008年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这两位老八路被邀请出席了欢迎晚宴，温总理专门走到他们的饭桌前问候他们，并祝他们健康长寿。我当时在场，为他们拍了一组纪念照片。

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很想去采访他们，听一听当年他们当八路军的故事。苦于找不到他们家的地址，这一心愿一直到抗战胜利70周年的现在才得以实现。

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的事务局长小林阳吉先生陪我到小林老先生的家。小林阳吉先生的父亲也是一位日本老八路，长期从事反战工作，遗憾的是，早已在中国过世。

小林宽澄先生的家在东京都练马区的一个静谧的老住宅区里，天下着绵绵细雨，走进这条老街，特别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他的家是一栋旧式的二层楼，门口种的月季花已经攀升到二楼的屋檐。因为事先知道我们去，老先生用红笔写了一张中文纸条——“热烈欢迎中国贵宾光临”，贴在门口的墙上。

按了门铃，小林先生笑眯眯地来开门，连声说：“谢谢你们来看我。”这句普通话可能长时间不说有些生硬，但是很有胶东半岛的味道。老先生说：“我是在山东当兵，在山东被俘，也是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

走进小林先生的家，才发现没处下脚。到处是杂物，也到处是书籍资料。一问才知道，他的老伴去世多年，儿子一家虽住在隔壁，但是他基本上是一个人过，自己买菜、烧菜、洗衣服。

小林先生把我迎进客厅。所谓的客厅，是他起居、睡觉、写东西的地方。小林先生个子小，挨着小方桌坐下正合适，我和摄影师个子大，勉强把腿盘下。

刚落座，老先生就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一枚枚军功章说：“当年回日本时，这些军功章都不能带来，还是后来补发的。”

我努力想象眼前的这位瘦小的老人穿上八路军军服的样子。可惜，当年的照片也都没能带来日本。他说：“那时没法子，组织上规定不能带这些东西回来。”

回忆起70多年前的往事，小林先生来了精神。从开始谈到最后，他说了整整两个小时，直到结束才喝了一口水。

小林先生的老家在群马县，距离东京300多千米，坐火车得两个小时。因为祖上传下来一座寺庙，小林的爸爸是和尚，小林长大后也成了小和尚。

小林是在21岁时接到了参军的命令。“突然来了通知，村长拿来一张纸，说我必须马上参军。”小林说，当时父亲跟他讲的一句话，至今还记得：“男子汉应征为天皇而战，是光荣的。”

1939年6月，小林脱下袈裟成了一名日军士兵。次年1月，小林随华北派遣军第十二军畈田部队坐船在青岛登陆。

到青岛后，小林被编入“小林中队”，前往淄博参加新兵训练。没过几天，他先被大伙打了一顿。

“那时的新兵训练有一个传统做法，就是打人。我当时戴眼镜，班长说我一定是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肯定很傲慢，所以必须第一个挨打。于是，我被命令从队列中向前一步站出来，班长脱下皮鞋抽我的脸，我当场流血，但是不能叫，只能咬紧牙关。两天后，脸肿得不得了，小林队长遇见我，问我怎么了？我回答说，摔了一跤。他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新兵总是要过这一关。”小林先生说完这段话，还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过去这么多年，那一幕，他也许终生难忘。

但更难忘的是第一次叫他杀人。有一次，他和班长中钵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4个中国男人，班长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中国人的胸膛。那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中国人踢倒在地，然后骑在他的身上，那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事后还若无其事地带着我们走了。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被刺死了。”小林先生叹了一口气，那个地方叫“桐林”。

小林被俘是在当兵一年半之后。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41年6月7日。当时他驻扎在山东省牟平县。一早就吹起了集合号，侦察兵回来报告说，附近的一个村里发现了一股八路军，大约有200人。“日本军队有一个坏毛病，一个星期不活动活动就难受，表现也不好看。所以一听说有八路军，而且有这么多人，队长就下令去围剿，他想立功。当时调集了一个伪军大队，有200人。我们日本军是两个班，30人左右。每次活动，伪军大队总是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其实，我是很看不起他们，替日本人打自己的同胞兄弟，很没有骨气。”小林先生开始讲述自己被俘的故事。

赶到一个村庄时，是早上8点多钟，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影，于是这些日本兵和伪军跑到农民家里吃早饭。“刚端起饭碗，就有报告说前方的山冈上发现人影。于是我们马上集合，朝山冈上赶过去。我当时是机枪手，扛着一挺机枪。但是快赶到山冈时，发现中了埋伏，八路军冲下山来。大家打了一阵子，就开始撤。”

小林因为背的机枪太沉跑不快，于是他和另外一名战友一起与大部队岔开，往山的背后跑，结果遇到了一队迎面赶来的八路军。“那些八路军都会说一句日语，叫‘放下武器，八路军不杀俘虏’，但是我们是帝国军人，不能放下武器，因为武器是军人的生命。”小林先生说。

八路军围得越来越近，小林他们站的地方下面刚好有一个水塘。他的战友对他说：“我们去喝一口水吧。”小林回忆说：“我知道他说的意思，因为日本人死之前都要喝一口水。于是我们下到水塘边上，喝了一口水，他先开枪自杀了。我把机枪的枪眼对准脑袋，结果去抠扳机时，机枪移了位，枪响后我只削掉了一块头皮。”

当小林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死成，开始用日语骂“八格亚鲁”。

“当俘虏是多么可耻的事情啊，日本军人怎么可以当中国的俘虏呢？我当时要滚下担架，但是被八路军死死按住，动不了。就这样，我被抬到了八路军胶东支队的一个司令部，我以为他们会杀我，可是，他们给我上药，把我关在一个小间里，派人看着我，我就这样成了八路军的俘虏。”小林说这话时，目光有些惆怅。

关在小房间里，八路军给他送去了一本书，叫《论社会主义》，放在他的床头。过几天，又给他换一本新书《论唯物论》。

“我开始很讨厌八路军的这种书，但是后来关在房间里实在闷，我拿来翻了几页，是讲社会主义思想，讲唯物论的，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书中的观点。可是我很警惕，因为我是日本军人，不能接受这种思想。虽然我很顽固，但是中国同志还是很尊重我，没有把我当作罪犯，态度很友好。”小林说。

这样对峙了一个多月，小林的伤也好了。有一天，八路军胶东大队特工科长姜昆对小林说：“能否帮帮我的工作？”姜昆曾经留学东京大学，在日本生活了8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

“姜昆先生人很好，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有时会跟我聊日本生活的往事。但是他叫我替八路军帮忙，我心里接受不了，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一名卖国贼。姜昆没有特别勉强我，还开导我说，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不人道的战争，应该一起来抵制这场侵略战争。他跟我讲了许多的道理，后来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的这场战争确实不正义，后来就下了决心，即使被日军暗杀，我也要帮八路军做事。”小林就是这样加入了八路军，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并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成为八路军战士后，小林干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去日本兵的炮楼前喊话。

那是一个夜晚，在武工队的陪伴下，小林来到一个日本兵的据点前，拿着铁皮做的喇叭向岗楼里喊话。刚开始时，岗楼里会传来“八格”的骂声，并发射迫击炮轰炸。“但我不怕，大不了光荣了。”小林说。武工队怕他受伤，要他撤下去，但是小林是越喊越有劲，还唱起了日本民歌，唤起日本兵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劝那些日本兵放下武器。“最后他们炮也不打了，静静地听我喊了。”

小林的“叛变”引起了日军上层的恐慌，要悬赏捉拿他。为此，小林开始在八路军和武工队的掩护下转战各个山村。他说：“有一次，为了把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观》翻译成日文做反战宣传资料，我躲在一个山洞里，村里的武工队长每天给我送饭，有时候还带来一点酒，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推杯换盏，真是战争中的世外桃源！”

抗战结束后，为了小林的安全，组织上没有让他随投降的日本兵一起回日本，还是让他留在了济南市政府外事处，帮助政府做遣返战俘和日侨的工作。解放战争爆发后，小林参加了解放军，继续从事反战工作。

小林先生摸着桌子上的军功章说：“我当八路军、解放军整整15年，也算是一个老兵了。”(www.xing528.com)

1946年1月，此时已是反战同盟滨海支部支部长的小林先生因负责遣返日军工作，过度劳累加感冒病倒了。一天晚上，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突然来看望他，并给他带来了一篮鸡蛋和当时在山东省发行的3000元北海钱币。闲聊中，舒同问他：“小林同志，你愿不愿意入党啊？”小林忙问：“我是日本人，可以吗？”舒同说：“你是革命同志，完全可以申请入党，我来给你做入党介绍人。”

于是，在舒同的介绍下，山东省委批准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过很快遇到了问题，小林入党的事让中央组织部知道了。中组部发来一个通知，说外国人入党必须由中组部审批，山东省委批准的不算。

“我当时很难过，说我入的党不算数，要重新来。于是我重新写了一份申请书，递交给山东省委，由山东省委转交给中组部。中组部看了我的申请书和自传，还表扬我，说我的申请书写得很感人，中文水平也很好。于是就批准我入党了。”小林先生说，其实那份入党申请书，他整整写了三天。

舒同后来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小林一直后悔，“没有向他讨一幅字”。为此，他后来去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老首长时，还念念不忘这件事：“要是有一幅字，我会把它挂在床头，就像他跟我在一起时一样。”

解放战争开始后，小林先生在解放军的一个师部里工作。有一天吃饭，师长突然说要给小林介绍对象，是师部的一位女同志。和她见面后，小林很认真地对她说：“我是日本人，最终要回到日本去，你愿意跟我回去吗？”那位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不懂日本话，去日本的话我没法生活。你如果可以留在中国的话，我跟你结婚。”小林当时想，共产党把自己从一名侵华日本兵培养成一位革命进步分子，放到日本去工作才更有意义。所以，自己应该还是要回到日本去的。

不久，师长又给他介绍了一位随东北解放军南下的日本女护士。“当时师长跟我说，医院里新来了一名日本护士，可以去见见。”小林跑去医院一看，还挺有感觉，女护士也喜欢他。于是，两个人就去小林工作的济南市政府办理了结婚手续。

“结果市委不同意，说我是一名党员，与日本护士的成分不同，不能结婚。这事让师长十分生气，他跑到市委去抗议，说两个日本人好不容易对上眼，没有道理不让他们结婚。那个时候师长是很厉害的官，市委于是同意我们结婚了。”

但是结婚后不久，部队开拔，护士妻子也随部队南下。刚开始还通信，后来，小林写去的信都石沉大海。“可能她的部队里也有其他的日本人，我们的婚姻就这么消失了。”小林苦笑着说。

问他后来有没有去找过她？小林先生说：“没找，算了。”

一晃到了1953年，小林已经33岁。由于他一直从事反战与策反工作，组织上为了便于他以后回国，将他调到内蒙古丰镇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有一次小林去沈阳出差，战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在四野工作的日本女护士，并把她也调到丰镇人民医院工作，两人在医院里结了婚。

1954年，妻子生下了儿子。那年刚好是中国宪法颁布，小林给儿子取名“宪明”，小名叫“友好”。第二年，夫人又怀上了闺女。虽然闺女最后是在日本出生，但是为了纪念丰镇，小林给她取名叫“丰子”。对于他们一家来说，丰镇是第二故乡。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批外国人在中国政府机构中工作，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小林先生回忆说：“国际社会很关注这个问题，外国代表团来参观，我常常需要回避，不能露面。”

1955年12月，组织上决定让小林先生一家回国。那时候也刚好是中国政府遣返残留日本人的时期，小林带着妻儿在天津踏上了回国的航程。

“我在中国已经生活工作了15年，真的舍不得离开同志们。离开医院时，大家哭，我也哭。离开天津港时，我知道同志们在送我，但是不能握手、不能拥抱、不能行一个军礼，只能默默地相互看一眼。”小林谈起自己离开中国时的心境，如是说。

回到日本后，小林先生在中国的真实身份很快被日本政府锁定，但是没有逮捕他，而是将他列入了公安的监控名单。

如何养家糊口，成为小林先生回到日本后的头等大事。虽然中国政府给他发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安家费，据说当时是100万港币，但是在东京添置一个房子之后，这钱就所剩无多了。小林先生去政府的工作介绍所找工作，但是介绍所都接到了政府的通知，拒绝为他介绍工作。

“我原来是一个和尚，家里还有寺院，信众们都欢迎我回老家，继承我父亲的事业继续当和尚。但是我是一个老八路，是一个共产党员，读了唯物论的书，世界观已经改变。所以，我说服了信众们，也说服了家族，离开老家群马县，来到了东京，我相信一定能够找到一份促进中日友好的工作。”小林先生说。

日中贸易协会找到了他，希望他参加日中友好翻译团的工作，这是小林回国后从事的第一份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因为小林的中文实在太熟练，第二年终于有一家大公司邀请他加入，这家公司那时叫“满铁汽船”，是当年日本政府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轮船公司，也是20世纪50年代仅有的几家有资格从事中日贸易的轮船公司之一。

轮船公司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当时的装卸很落后，常常要在锚地排队等候好几天，有时候长达半个多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先生有什么办法，小林就跑到中国去找老战友。后来各地港务局接到通知，说小林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必须优先卸货。

轮船公司的总部位于东京车站前，小林先生在那里一直干到70多岁，公司才让他退休。

离开轮船公司后，小林先生没有闲着，担任了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的会长，这个组织的标准名称叫“椰子会”，“椰子”在日文读音中是“八四”的意思，很巧妙地代表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我退休后，终于有一天，附近的一个交番（岗亭）的警察对我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发现，原来这个岗亭是用来监视自己的。虽然有警察“陪伴”，他在中国15年的反战经历还是被日本政府视为“被俘时期”，认定了他15年的“军龄”，还每月发放一笔“恩给”（军人退休金）。

退休后，小林先生开始公开参加“椰子会”的活动并担任会长，在日本各地讲演自己在中国的反战经历，呼吁人们珍惜和平，反对战争。

中国政府也没有忘记这些曾经一起帮助过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和参与解放全中国的日本老兵。2005年9月3日，小林应邀赴北京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2009年7月在小林宽澄90岁高寿之际，中央电视台《军事纪实》播出了《一个日本籍的八路军》专题片，介绍了小林宽澄在中国15年的传奇经历。

小林先生拿出好多照片让我们看，其中最让他开心的是在2008年，相隔53年重返内蒙古丰镇市的照片。“老院长回来了！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小林宽澄老院长回院指导工作’，大家都出来鼓掌，还给我送鲜花，请我喝茅台酒，我又仿佛回到了过去革命的时代，感受到了革命同志的亲情。丰镇是我一生难忘的地方。”小林先生说。

老伴是5年前先走的，小林先生一直把老伴的照片放在床头，他说“我们是革命战友”。没了女人的家，简直快成了垃圾堆。小林先生什么都不舍得扔，包括那一台老旧的电脑，时不时地还打开，敲下键盘写一点回忆文章。

我想什么时候组织几位中国留学生来帮助这位老八路清理一下房间。小林先生说：“不可以，不可以，我都已经习惯了。”

2015年9月3日，小林先生作为日本八路军老兵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小林先生授勋，感谢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

老先生说，他爱吃饺子，那种带有大葱味的。我说一定会请人包一些给他送来。分别时，他一定要出门相送。在细雨中，他撑着一把塑料伞，远远地一直挥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