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管制也包含执行因素。如果被控制产品的销售违反价格监管，能源部有权要求违反者退还超收的价格，见“昆西石油公司诉联邦能源署”案[40]、“普拉克曼石油销售公司诉联邦能源署”案[41]和“纳福-索尔炼油公司诉城市石油服务公司”案[42]。超收的数额可能巨大。在“美国诉埃克森公司”案[43]中，政府控告埃克森公司，要求退还138000000美元。此外，在“菲利普斯石油公司诉能源部”案[44]、“标准石油公司诉能源部”案[45]、和“美国诉大都市石油公司”案[46]中，石油公司均被要求退还数额巨大的超收资金。
1979年11月12日，作为对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的回应，卡特总统下令禁止进口伊朗石油。伊朗政府随后也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为了应对供应中断造成的困境，能源部实施了强制分配计划（mandatory allocation program）。按照此计划，因禁运受到损失的国内炼油商，可以从国内其他的炼油商处获取便宜的石油，见“马拉松石油公司诉能源部”案[47]和“新英格兰石油公司诉联邦能源署”[48]案。能源部也规定了供应商向其用户销售的石油产品量，见“壳牌石油公司诉尼尔森石油公司”案[49]。
能源部供应分配的权力，对因市场供应短缺而受影响的用户也很重要。通过强制分配计划获取的石油，使一些公司保持了竞争力。当伊朗的石油禁运降低了石油供应时，普遍的担心是位于石油生产和使用链条末端的消费者将不加区分地受到影响。对消费者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加油站实行的配给，见“李维斯诉西蒙”案[50]。为以公平和平等的方式分配汽油，国会也通过了《1979年紧急能源节约法》[51]。该法律要求总统制定“备用”的汽油和柴油配给计划。(www.xing528.com)
国会实施的另一个执行机制是对意外利润的征缴。由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引起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内石油生产商获取的经济租金，即当货物价值的上升与其成本无关时出现的额外利润。例如，在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由每桶20美元上升到每桶40美元。国内的石油生产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以前每桶20美元的石油卖到40美元。政客们认为这种额外的经济收益为不期收益，并试图将其征缴到美国国库。
为配合卡特总统于1979年提出的逐步解除对石油和石油产品价格管制的倡议，国会通过了《1980年原油暴利税法》[52]，以期通过税收，从石油生产商和权益金收入者处，分得因解除价格监管而引起的额外收益的公平份额。由此获取的税收收入，将用于为节约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提供税收优惠，并补贴低收入家庭以克服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困难。虽然《1980年原油暴利税法》和其例外情况被质疑合宪性，但“美国诉帕特森斯基”案[53]的判决认可了该法的合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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