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特总统任期内的四项重大能源事件促成了逐步升级的能源监管政策。
第一，卡特试图由内阁级别的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简称DOE）来集中能源管理。但由于能源的政策制定权和决策权分属联邦政府的不同部门，甚至在能源部内部权力也很分散（下章讨论），能源部不能制定出一套综合性国家能源计划。
第二，卡特总统在其于1977年4月18日发表的《道德层面的战争》（Moral Equivalent of War）的演讲中强调了国家能源政策的主要原则，该政策促成《国家能源法》[24]于次年10月通过。《国家能源法》由五个主要立法组成：《国家节能政策法》[25]《1978年发电厂和工业燃料使用法》[26]《1978年天然气政策法》[27]《1978年公用设施监管政策法》[28]及《1978年能源税收法》[29]。
《国家能源法》的重要部分以多种方式解决常规燃料问题，其目的在于免除国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促进煤炭消费，提高能源效率，对公用设施定价进行现代化改革，促进资源保护，鼓励建立采用替代能源生产的新电力市场，重建扭曲的天然气市场。
第三项重大事件是卡特总统在1979年4月5日关于能源的演讲，他强调要解除对石油价格的管控，以增加国内石油产量。该演讲形成了《1980年石油暴利税法》[30]，以期获得国内石油生产商因世界石油价格上涨而实现的经济租金。(www.xing528.com)
第四项重大事件是卡特总统于1979年7月15日关于能源的另一重要演讲。在此演讲中，他再次将能源提高到道德战争的层面。国会也相应地通过了《1980年能源安全法》[31]，它亦包括一系列立法，如《1980年国防生产法修正案》[32]《1980年美国合成燃料公司法》[33]《1980年生物能源和醇类燃料法》[34]《1980年可再生能源法》[35]《1980年太阳能和能源节约法》[36]和《1980年地热能法》[37]。
《1980年能源安全法》是采用完全不同的立法思路形成的一套立法。该立法将能源政策重心从常规能源转移到开发和推广从煤炭、油页岩和沥青砂中提取合成油气。该法也着力推动向第三类能源转型，从化石能源过渡到如太阳能、生物能、醇类、风能和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同时，该法也将资源保护作为国家能源规划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卡特执政时期完成的能源立法与国家能源政策并不相协调。联邦政府的监管权力过于分散，能源相关的不同部门之间和同一部门内部的竞争阻碍了能源的综合规划。同样，这些立法也未能促进所谓的第三次能源转型（即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资源保护的转型）。相反，卡特的能源规划与美国根深蒂固的能源政策主流模式产生了矛盾。卡特的协调努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传统模式对高度集中的监管的抵触，而第三次能源转型遭受失败的原因，则是由于传统模式长期依赖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进行资源替代。简而言之，高度集中的监管和规划，与竞争和私有化市场之间存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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