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经营准则，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研究

如果说尽忠职守、廉洁克己是士大夫的行为准则,那么诚实守信就是商贾的立业之本。

(一)诚信为本

在楚国,楚人许行做生意时“主张在用粟去换陶器、铁器时要按小农能接受的方式去计量定价”,并且讲究诚信。当时就有人认为,“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135]范蠡虽“致产数千万”^[136],但却只“逐什一之利”^[137],不夺民财。

全国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大量商贾活跃在长江流域的市镇。虽然追逐利益,但是“钱财物业,来之有道,义所当得者,必安享永远”。^[138]这些商贾中的部分人秉承内诚于心、以诚待人的理念,以诚立业,逐渐家累千金,富甲一方。其中,徽商名声最为世人所称颂。朱文煜在每年新茶过期后与人交易时会提前告知客商,绝不以次充好,并在交易的契约中注明“陈茶”二字。他经营茶叶贸易20多年,经商“诚笃”,为人诚恳,取得极好的社会赞誉和经济效益。吴鹏翔曾在汉阳饥荒之时运米数万石,当时米价腾贵,但他没有囤积居奇,而是“减值平粜,民赖以安”。休宁商人程锁在溧水县经商,他在丰年按旧价收买谷物,灾年平价出售粮食,声誉极佳,故而生意兴隆。江羲龄“尝贸易芜湖,有误投多金者,却弗受,人称‘江道公’”。汪坦,“虽托游于货利之场,然非义弗取”。^[139]

徽商“贾而好儒”,他们不仅在经营活动中严于律己,更是教育子弟“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徽商认为“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故而在经商有成时,积极捐资,广建书院。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140]在徽商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也捐金在会馆建立书院,为子弟习儒读书提供方便。除了地方教育,徽商还投资于公益慈善、灾荒赈恤等事业。如汪雅会在康熙时对“造梁、赈饥,力行不怠”;黄以正在雍正时建立“盐义仓”,对“赈饥、弛逋、助葬、订婚、施棺、掩骼、设渡、修桥”诸事,力行不倦;朱允汲在乾隆初年为上海海啸遇难者,“捐赀罟尸棺殓,置义冢掩埋数千余棺”;汪应庚在乾隆时为扬州水灾赈济捐资6万两。^[141]不仅徽商如此,故乡在长江流域的龙游商帮、宁波商帮、洞庭商帮和江西商帮都较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宁波商人以为顾客服务作为经营活动的根本宗旨。商帮中流传着“浇树浇根、交人交心”“天下之主,不如买主”的口号。他们恪守诺言、一诺千金,在商业活动中讲究信用、信誉、信守,力求做到言出必行、遵守契约、言行一致,并对自身言行承担经济和社会责任。

明清时期,宁波商人开设的钱庄更是以恪守诺言、真诚履责著称,股东对客户负有无限责任。宁波钱庄虽有由于各种原因而停业或停歇,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吞蚀存款、逃避责任等情况。如宋汉章担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时,由其承保的汉口某纺纱厂因遭大火,而损失200余万银元。但当时中国保险公司实有资本仅250万元,一旦按约定理赔,他定会倾家荡产。而正当社会各界都密切关注此事时,宋汉章决定快赔、足赔,维护了公司的信誉,一改保险业“十赔九不足”的现状,故而事后,该纺纱厂专门在《申报》《新闻报》进行鸣谢。登报之后,中国保险公司在行业内信誉倍增。20世纪初的中国各大都市,尤其是上海、宁波商帮在贸易经济的各方面实力都相当雄厚,因而商界有“无宁不成市”之言。

宁波商帮在建筑业极有声誉,以信守承包合同,注重工程质量文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武汉大学一期建筑商——沈祝三。沈祝三1908年在汉口创立汉协胜营造厂。1928年7月24日,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随后沈祝三的汉协盛营造厂竞标得到新校舍大部分工程。校舍工程于1930年3月动工,主要建筑有5个学院大楼和图书馆、体育馆、礼堂和宿舍等,工程量巨大,造价高达400万银元,但政府特拨经费只有150万银元。加之1931年,武汉大水,物价上涨,而且沈祝三中标时漏估开山筑路费用,这项工程成为一项巨大负担。但沈祝三坚持“三不原则”,不提价、不欠款、不欠工钱,将房产和产业抵押贷款完成工程。1932年武大新校舍落成,时任校长王世杰在开学典礼上特别感谢沈祝三。然而沈祝三贷款本利高达100万元,沈祝三变卖家产,在1941年武汉沦陷还清贷款后去世。沈祝三热心助学,亏本完成武大一期建筑项目,半价资助武汉女中完成,生前无债,死后无产,一生清名,广得赞誉。

(二)行业一统

在行业蓬勃发展之时,商人们意识到不仅自己要恪守诚信经营的道德规范,而且全行业也应该做到统一标准、制定规章。商人首先是在商帮内部进行联合,调整商品经营,打通商业渠道和规范市场行为。如在汉口以地缘组织建立的江西会馆,根据它所公布的商业目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组织已经不单纯是自卫性质的“兄弟会”,而是以经济为目的的行业同盟会。^[142]在商帮相互之间竞争中,他们感到必须集合起来制定详细的贸易章程,建立行业联盟。如汉口药材贸易行会在1820年建立,汉口药帮商人在当时草拟了贸易总章、详细的价目表和贸易管理细则,并且每年聚会修改调整条款。在行业内部有了统一的声音,这个行业组织也拥有了力量。汉口米商在官府不支持的情况下,经过积极交涉努力,成立了米粮公所,开设了米市,统一了度量衡。在汉口的米业、药材、木材贸易中,采用了行业统一的规章制度,建立了生产、收集、分配网络,为清末民国战乱灾荒不断的武汉恢复发展做出了贡献。这样的行业公所为所在地域社会的发展发挥了正面的作用。

行业协会不仅在国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因为统一了行业规章和标准,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1861年汉口开埠,英商来汉。许多在汉英商毫无商业道德,他们贪图利润、盲目经营,据说“几乎每一个外国货栈的衡器都不一样”。但是因为英商一般都是英国领事和海关官员的亲朋好友,英商欺骗中商,欠付货款的行径却被他们包庇。在茶叶公所成立之前,汉口的茶叶市场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称茶衡器不统一,茶样与批发茶叶质量不符,信贷不守信用等,与此同时中商却无力抵抗外商的恶劣行径。针对这种乱状,商帮在1871年建立汉口茶叶公所,整顿行业乱象,提升服务质量,增强行业声誉。如在1872年对茶叶抽样查看、购买过程拟定规定,要求样品在全部货物中随机由公所派人抽样查看,买家和经纪人在过磅和最终购买时再次抽查,并且在总数过磅和抽样查看后三天内付款运走。在19世纪80年代初,设立公证和仲裁制度,建立有关标准化和监督的规定。1883年英国多威尔商行抵制新规,公所茶商收回茶样,拒绝出售茶叶并且要求赔偿损失的行动获得了成功。汉口茶叶公所在汉口得到“无限权威”,它在盐业公所旁建立起富丽堂皇的总部,发行汉口第一家报纸《汉报》,要求政府减轻赋税。

商人们自发进行行业整顿和标准统一只可能在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和寻求自身话语权的时候发生。但他们也是城市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行业统一的商业道德和传统意识下的尽忠职守、廉洁克己思想以及家规乡规下的民众规范,共同维系了社会的道德规范。

【注释】

[1]蜀王可能跨越夏商周三代,商代的蜀王(鱼凫时代),与商朝有频繁的商业交往,从其青铜器的特征可以看出。

[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3261～3262页。

[3]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5页。

[4]刘向:《战国策》卷三《秦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中华书局,2007年,第33页。

[5]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

[6]《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孙休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1158页。

[7]《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86页。

[8]《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第202页。

[9]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81页。

[10]《魏书》卷六八《甄琛传》中华书局,1974年,1510页。

[11]《宋书》卷五《文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87页。

[12]《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列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407页。

[13]《宋书》卷八五《谢庄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69页。

[14]《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817页。

[15]《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887页。

[16]《宋书》卷三三《五行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956页。

[17]《南齐书》卷一五《州郡志下》,中华书局,1972年,第273页。

[18]《三国志》卷四七《吴书二·孙权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1123页。

[19]《三国志》卷四七《吴书二·孙权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1140页。

[20]《宋书》卷四六《张邵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600页。

[21]《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54页。

[22]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8页。

[23]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23页。转引自《通典》卷一零《食货》。

[24]《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686页。

[25]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页。转引自《通典·州郡典》。

[26]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页。转引自《吴郡图经续记》。

[27]《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8]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页。转引自《吴郡图经续记》。

[29]《全唐诗》卷五五四《夜泊淮阴》,中华书局,1980年,第6411页。

[30]《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传中》,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31]《全唐文》卷七九〇,郑薰:《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中华书局,1982年,第10页。

[32]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转引自《太平广记》卷四七〇《刘成》。

[33]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转引自《太平广记》卷三五四《徐彦成》。

[34]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转引自《太平寰宇记》卷一〇四。

[35]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转引自《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七。

[36]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转引自《王文公文集》卷四十二《送程公辟之守豫章》。

[37]《全唐诗》卷七九九,郭绍兰:《寄夫》,中华书局,1980年,第8985页。

[38]《旧唐书》卷一九〇中《陈子昂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022～5023页。

[39]《全唐文》卷二一一,陈子昂:《上蜀川军事》,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40]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19～720页。转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

[41]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19～720页。转引自《吴郡志》卷五〇。

[42]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19～720页。转引自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43]《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9396页。

[44]故宫博物院编:王景灏奏折(二年八月二十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3辑,故宫博物院,1977年,第400页,上谕。

[45]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46]刘献庭:《广阳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193页。

[47]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22页。转引自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第2章“宋元时期交通运输的发达”。

[48]周军、赵德鑫:《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转引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六。

[49]周军、赵德鑫:《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

[50]周军、赵德鑫:《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51]周军、赵德鑫:《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转引自《江苏实业考察报告书》,吴江县,第134～135页。

[52]周军、赵德鑫:《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53]周军、赵德鑫:《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转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0～342页。

[54]周军、赵德鑫:《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5页。

[55]周军、赵德鑫:《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56]周军、赵德鑫:《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页。转引自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6页。

[57]田强:《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与经济开发》,《黄冈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58]《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7页。

[59]《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77页。

[60]《晋书》卷六二《刘琨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0页。

[61]《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792页。

[62]《晋书》卷七一《王鉴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9页。

[63]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1～252页。

[64]《全唐文》卷五二九,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中华书局,1982年,第3页。

[65]姜修宪:《唐代士人的流迁与江淮文化》,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66]《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一,吕温:《祭座主故兵部尚书顾公文》,中华书局,1982年,第17页。(www.xing528.com)

[67]《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4340页。

[68]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37页。转引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

[69]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38页。

[70]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38页。转引自袁起岩《东塘集·论降虏当分其势》。

[71]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38～741页。

[72]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38～741页。转引自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73]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39页。转引自韩淲《涧泉集》卷一七《次韵》。

[74]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41页。转引自魏了翁《鹤山集》卷一六《直前奏事劄子二》。

[75]《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高昌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22页。

[76]《旧唐书》卷五《高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95页。

[77]《旧唐书》卷五《高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08页。

[7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63年,第227页。

[79]《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钧传》第一二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4591页。

[80]《史记》卷一四四《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1133页。

[81]《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90页。

[82]《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6页。

[83]《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1页。

[84]《三国志》卷一四《魏书》第一四《蒋济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450页。

[85]《三国志》卷四七《吴书二·孙权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1118页。

[86]《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第一三《华歆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401页。

[87]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52页。转引自民国《安县县志》卷二十六《食货·户口》。

[88]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52页。转引自雍正《四川通志》卷五《户口》。

[89]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52页。转引自民国《苍溪县志》卷十三《灾异祸乱》。

[90]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53页。转引自康熙《四川总志》卷三十五《筹边》。

[91]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53页。转引自《康熙六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疏》康熙《四川总志》卷一〇《贡赋》,第20页。

[92]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55页。转引自《楚民寓蜀疏》雍正《四川通志》卷四七7《艺文》。

[93]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55页。转引自道光《夔州府志》卷三四《政绩》。

[94]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56页。转引自雍正《四川通志》首卷《序》第2页。

[95]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57页。转引自雍正《四川通志》卷四十三《艺文志》。

[96]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第57页。转引自同治《成都通志》卷二《舆地志》。

[97]李凌霄等修,钟朝煦著:《南溪县志》卷二《食货·物产》,1937年。

[98]《旧唐书》卷一一〇《邓景山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313页。

[99]朱江:《扬州、海上丝绸之路与阿拉伯》,《阿拉伯世界研究》1992年第2期。

[100]涂文学:《武汉老新闻》,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101]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7页。转引自《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卷7,第7页。

[102]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6页。

[103]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集》,《四明公所长生会章程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2页。

[104]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105]周军、赵德馨:《长江流域的商业与金融》,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106]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107]吴量恺:《清代前期“农民非农民”趋向的探讨》,《中国农史》1993年第12卷第1期。转引自严中平《云南铜政考》第五章。

[108]吴量恺:《清代前期“农民非农民”趋向的探讨》,《中国农史》1993年第12卷第1期。

[109]吴量恺:《清代前期“农民非农民”趋向的探讨》,《中国农史》1993年第12卷第1期。转引自《皇朝世经文编》卷二九《巴陵志·田赋论》。

[110]吴量恺:《清代前期“农民非农民”趋向的探讨》,《中国农史》1993年第12卷第1期。转引自《介石堂全集》卷八。

[111]池子华:《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籍贯构成研究》,《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12]池子华:《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打工妹就业路径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13]池子华:《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打工妹群体职业分层片论》,《江海学刊》,2014年第1期。

[114]王国轩、胡平生译注:《大学·中庸·孝经》,中华书局,2015年,第6页。

[115]楼钥:《攻媿集》卷二五《奏议·论风俗纪闻》,《四部丛刊》本,第8页。

[116]彭林:《礼乐教化何以能移风易俗》,载林习珍、罗运环:《家风·政风·民风——荆楚文化与公民伦理道德礼仪规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2页。

[117]孟修祥:《三袁家风泽惠当代——〈袁氏家训〉的当代家庭伦理道德启示》,载林习珍、罗运环:《家风·政风·民风——荆楚文化与公民伦理道德礼仪规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9页。

[118]《孟子》卷七《离娄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167页。

[119]《曾国藩全集:家书(下)》,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267页。

[120]黄中坚:《蓄斋集》卷五《策·风俗》,清康熙五十年序刻本,第13页。

[121]《晋书》卷八二列传第五二《陈寿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8页。

[122]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苏出版社,2011年,第724页。转引自袁同礼《宋代私家藏书概略》。

[123]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苏出版社,2011年,第724页。转引自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0辑。

[124]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苏出版社,2011年,第724页。转引自黄省曾《吴风录》。

[125]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苏出版社,2011年,第724页。转引自王鏊《震泽编》卷三。

[126]《春秋左氏传》襄公十八年,中华书局,2015年,第1041页。

[127]王准:《春秋楚人的道德伦理问题研究》,载林习珍、罗运环:《家风·政风·民风——荆楚文化与公民伦理道德礼仪规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1页。

[128]王国轩、胡平生译注:《大学·中庸·孝经》,中华书局,2015年,第184页。

[129]王国轩、胡平生译注:《大学·中庸·孝经》,中华书局,2015年,第178页。

[130]贾海燕:《楚国廉政建设与伦理道德规范》,载林习珍、罗运环:《家风·政风·民风——荆楚文化与公民伦理道德礼仪规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5页。

[131]《国语集注》卷十八《楚语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522页。

[132]《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247页。

[133]王国轩、胡平生译注:《大学·中庸·孝经》,中华书局,2015年,第178页。

[134]《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3201页。

[135]《孟子》卷五《滕文公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112页。

[136]《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63年,第1752页。

[137]《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63年,第1753页。

[138]孙强、徐林:《中国古代商人的尚义传统——以明清商人为例》,《江苏商论》2006年第2期。转引自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卷一。

[139]孙强、徐林:《中国古代商人的尚义传统——以明清商人为例》,《江苏商论》2006年第2期。

[140]孙成岗:《论明清徽州的书院》,《史学集刊》2001年4月第2期。

[141]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210～1211页。

[142]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