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江流域的人文环境对当地居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道德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尽忠职守、廉洁克己的士大夫对长江流域居民道德发展起到了标杆作用。
(一)尽忠职守
长江流域内从楚国开始,崇武与爱国就密不可分。在多国争霸的时代,不崇武,楚人无法生存发展。因而在楚民看来,楚王“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126]。民风能对国君、士大夫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国君、士大夫重视民意,以身作则,一生戎马征战。
楚人不仅好武,而且分外不能接受战败。如公元前675年,楚文王讨伐巴人失败,守城大夫鬻拳拒绝其进城。文王只好又去伐黄国,打败黄国才班师回朝,途中患病而卒。鬻拳在文王下葬后,自杀谢罪,被葬于文王陵寝之旁。楚人连国君战败都拒绝其入城,更不会接受军队主帅领兵战败,所以败军之将只能以自杀谢罪。如公元前632年,子玉轻敌,为晋国所败于城濮,当他领兵撤退时,楚成王使者质问子玉,军士死而主帅回,何以见家乡父老?于是子玉途中就自缢身亡了。公元前506年吴楚战争之中,楚昭王及其母后孟赢等誓死不降,楚国的将帅也视死如归,兵士和军民组织“敢死队”,在城市与荒野中展开“游击战”,最终坚持到秦国援军到来,击退了吴军。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当战后楚昭王论功行赏时,拼死护卫楚昭王的小商人屠羊说却推辞不受,继续从事自己屠羊的生意。楚怀王时期秦楚汉中之战中,楚国的高级将领怀抱着忠君爱国的观念,为国捐躯者有70余人。公元前278年,秦人白起屠戮郢都,但在整个过程中,楚人战死无数,却没有一个投敌献媚以保存性命的。[127]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忠臣良将之所以愿意为君尽忠,慷慨赴死,离不开“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的心理。屈原的爱国思想也是因为祖先为楚武王之后,先辈蒙君厚爱,得以施展才华,为楚国开疆拓土,所以屈原才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坚贞气节。公元前522年,伍子胥之父伍员被拘捕,楚王召伍子胥与其兄伍尚赴郢都。伍尚主张“我能死,尔能报”,劝弟弟奔吴,自己慷慨赴难,与其父一同被杀。兄尽忠,弟报仇,有恩当还,有仇当报。乱世出英雄,金兵南下屠城掠财、抢夺人口,“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百姓“衣冠不如式者皆死”,岳飞在主帅杜充战败被俘投降后,收复襄阳六郡,维护巴蜀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联系。在宋朝统治者放弃收复故地时,他背负着遗民“南望王师又一年”的期待,屯田备战。“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下,岳飞战胜班师,却惨遭杀害。南宋灭亡后,文天祥以身殉国,除了当时理学环境的熏陶,还离不开理宗对他的知遇之恩。文天祥少年得志,21岁由“帝亲擢为第一”,并且亲自题诗,殷切期望文天祥能“事君务实勿沽名”“能为皇家立天平”。身受重托,君恩难偿,即使是文天祥被佞臣排挤出官场,也仍然“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所以后来家国破败,他起兵勤王时,胸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信念,“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封建社会中,忠孝一体,可随时转化。“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128],在“五伦”的关系中,君臣和父子本就相互包含,因此“孝”的归宿就是“忠”。拥有孝廉品行的士人能够为国家征辟,执政一方。有时候“移忠作孝”的道德规范也会出现,黄香就是如此,他的孝行为人所广泛称颂,他的政绩却被遗忘。(www.xing528.com)
(二)廉洁克己
为政一方,就要理民政、清人口、开荒地、抚贫弱。当官做宰要“在上不骄”,才能“高而不危”“长守贵也”。[129]廉洁克己就是行事之时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保社稷,和民人。
由于商纣失国的教训,楚国国君和士大夫在治国时,廉洁自律,勤俭恤民。楚庄王厉行节俭,认为“为刨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130]斗子文曾三次出任楚成王的令尹,他执政时,不仅清廉勤政,律己恤民,“从政者以庇民”[131],还“自毁其家,以舒楚国之难”[132]。斗子文身为令尹,却不愿领受令尹等秩的爵禄,他说:“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133]令尹孙叔敖在宦海三起三落,始终公而忘私,廉洁爱民。身为一国令尹,孙叔敖仍“面有饥色”,甚至他死后身无长物,妻子“穷困负薪而食”,[134]故司马迁将他列为《循吏传》中第一人。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由于中纪委造访桐城六尺巷,千里修书、各让三尺的故事再次传播开来。官吏的社会角色使其天然掌握着权力,即使仅仅是“些小吾曹州县吏”,但再小的官吏,他们的一举一动也会影响平民百姓,甚至可能“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张英身为大学士,位居中央,但仍不愿仗势欺人,遇事先退,以德服人。“廉”是“临大利而不易其义”,是“不以富贵忘其辱”。因地界纷争,两家上告官府,四处说情,但张英不愿做家人的靠山,放眼大局,主动退让三尺。因张家的退让,邻居震动,也退三尺。张英外柔内刚,处世圆润,内有原则。他为人处世的风格深深影响了安徽当地的百姓,明清以来徽商经商有道,但他们却积极投资兴建书院,支持子弟读书,以至于清末“桐城派”在学术上独步天下。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林则徐严于律己,对于子孙的管教也甚为严厉,对于他来说,父母能给孩子的最好教育就是知识和品行,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言传身教。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林则徐出任湖北布政司,为杜绝下级官吏借他之名,劳民伤财,横征暴敛,他在路上就发布公告《由襄阳赴省传牌》,提前告知各处“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脚站规及一切供应者,该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不得稍有徇纵”。正是这样杜绝私欲、光明磊落的性格,才会让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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