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伦理道德和行为举止是一个地域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表现,道德规范是地域社会中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114]。故而一家之内必有家规,一乡之中必有乡约,一国之地必有国法。
(一)修身齐家
从一地社会风俗可以观其文明水平和治安状况,所以“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115]。
风俗较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风俗之间能够相互影响。例如秦汉一统后,各地仍然风俗各异。《汉书·地理志》就记述赵、中山一代,人多地贫,加之商纣久在该地淫乱,其习俗不正,“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邯郸因位于漳、黄之间,四境与燕、涿、郑、卫接壤,各地风俗交汇于邯郸,所以“土广俗杂”,民性“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根据彭林在《礼乐教化何以能移风易俗》中分析社会风俗败坏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失范和人的性情大失其正。[116]因为“寓教于礼”可以端正行为、涵养德性,所以孔子认为唯有礼乐才能挽救风俗败坏。如果想要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就要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使自己获得知识,而后正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弘扬美好的品德。
中国古代关于礼仪道德规范的文献有《仪礼》《礼记》《论语》《孝经》《颜氏家训》《朱子家礼》《弟子规》《三字经》等多部著作,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家族也有着自己的礼仪道德规范。如咸丰《袁氏族谱》中的《袁氏家训》,清末民初湖南《曾国藩家书》,民国麻城《金氏族谱》中的家规家训。
袁氏家族自洪武末年自黄州移居荆州之后,传家六百年,家族之中“一门三进士,南北两天官”。可以说袁氏家族的家学、家风对公安三袁的价值取向、道德品行,甚至是荆州当地的社会风俗起到过积极的影响。《袁氏族谱》中保存的《袁氏家训》由《袁氏家戒十条》和《袁氏家教十则》组成。家训从十个方面训诫家族成员要教孝慈、笃友恭、正心术、立人品、广忠厚、尚勤俭、重教育、设义学。[117]金氏家族自正统二年自江西迁至麻城后,传家百年就已子孙繁茂,故在嘉靖首次修谱,至民国六修家谱。金氏家族以诗礼传家,科名显达,并且聚族而居,人口众多。因为明清以来,多次修谱,《金氏宗谱》较一般宗谱更为严整,既有宗规、宗约,又有家礼、家训。因为金氏人口繁殖达数千户,平时管理不易,所以宗规、宗约中对族中大事、成员行为、宗族管理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家礼、家训则对家族成员的礼仪规范、品德举止谆谆告诫,语重心长。
两份家谱中的族规、家训都强调了宗族管理在基层社会中的重要性。由于“夫宗法者,一家兴败所由,而一国治乱所出也”,宗族管理严格,家风淳朴,成员友悌的大家族会使得地域社会治安稳定,人才辈出,发展迅速。因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118],所以礼仪道德教育以家庭为中心。家谱强调父母不仅要注重子女的学业教育,还要教导子女仁义道德。因为“小而顺其欲,长必骄傲成性;小而佚其身,长必放荡成习”,所以父母必须注重子女的习惯养成。传家有序的宗族都十分推崇宗族成员的科举仕进,于是在家族中开家学,置学田,助学子。在社会中“士农工商”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在族中有学德俱优无力进学者,家族内会资助其“专心肄业”。在地域社会中树大根深的大家族要求子弟进学,并非一定要求子弟科举有成,荫庇乡里,有时候也只是希望子弟“勿忘其本”,知书识礼。(www.xing528.com)
《曾国藩家书》是成书于民国年间的曾国藩书信集,《曾国藩家书》生动地反映了曾国藩一生治家、治学的理念和活动。曾国藩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自其祖父治家就十分严谨,家族以耕读相传。曾国藩自身也十分注重祖父家规中“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要诀,他在家书中不断要求子弟做到读书、耕作、孝友、睦邻。曾国藩认为“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119]。在这样的家规家风之下,曾氏家族自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始,取得功名者20人,大学生以上者164人,占家族总人口一半以上,可以说是人才辈出,代有才俊。曾国藩不仅在仕途上青云直上,更对湘楚两地的教育发展和社会风气起到了正面作用。
(二)移风易俗
“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120]风俗整齐,可以使得社会安定,区域和谐,达到“道一风同”的境界。因而地方官吏都较为注重任区内的百姓教化和社会风俗。由于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官府无法触及的区域内,就要依靠基层自治组织进行管理。这其中,乡规民约是基层百姓自治的习惯法和行为规范,对社会的风俗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哲学家和思想家王阳明作为南赣巡抚之时,因山区民众起义不断,为教化百姓,他创办社学,在《吕氏乡约》的基础上制定《南赣乡约》。《南赣乡约》是一份道德公约,其内容丰富,包括军事、教育、道德等内容。首先指出“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他肯定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认为乡民“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的责任在于“有司与尔父老子弟”。其次,明确了《南赣乡约》的目标是教化乡民“为良善之民”,共同形成“仁厚之俗”,使乡民都能“孝父母,敬兄长,教训子孙,和顺乡里”。再次,指出“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认为社会教育要通过乡民互相监督和集体表扬或检讨的方法来达成。最后部分规定了《南赣乡约》的施行对象、过程、任务、要求,并对“乡约会”的负责人职掌、活动方式、开会程序、礼仪制度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如要求约长为“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会费“人出银三分”,用于“送知约,具饮食”;“乡约会”为每月之望,有事不至,需要请假,无故缺席,罚银一两;对于不善之行为,批评要“隐而婉”,对于彰善之事,赞扬要“显而决”。王阳明在赣州期间,兴办义尔、蒙正、富安、镇宁和龙池五所社学,宣扬教风,教导孝悌礼让。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地方“约长”和“里长”“延师设学”,传授诗文礼义。在他主持下,社学、乡学、书院发展得如火如荼,赣地“淳厚之俗” 逐渐兴起。
由于淳朴的民风和尚善的乡约而创造的良好环境,长江流域自宋以来文风就逐渐昌盛,人才渐出。早在西晋时期,入仕的蜀地、吴地人士就将长江文化扩大到中原。入仕西晋的巴蜀人士在治学上以陈寿为高,所著《三国志》承《史记》《汉书》,“辞多劝诫,明乎得失”[121]。由于南朝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私人藏书极大增长。陆澄家书万卷,“多为世人罕见之书”,崔慰祖“聚书至万卷”。至于宋代,长江流域的藏书已经超过黄河流域了,如“北宋藏书家多在四川、江西,南宋藏书家多在浙江、福建”[122]。宋代203所书院中,长江流域占74%,元代长江流域书院占65%,江西、浙江、湖南三地的书院数量为全国前三。[123]仅以宋代湖南为例,就有涟溪、东皋、涟滨、双峰、连壁、东山等书院先后设立。藏书的增加和书院的大量建立,是唐朝建立后一大批长江流域的文人纷纷崛起的基础。发达的文教事业,吸引了大量学者前往讲学,而大批学者的到来又吸引了众多学子前往求学,故而文风更盛。
根据陈正祥教授绘制的唐代前期、后期进士及第图可以得知,安史之乱后,长江流域进士及第人数明显上升,超过北方,长江下游苏州、杭州、扬州进士及第人数更为突出。由于安史之乱,大批士人“奔吴”,使得长江流域总体文化水平和文化风气都在唐后期大大提升,进士、艺术家、高僧、才子等文化精英大量涌现,促进了长江流域文化的繁荣。
随着长江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商思潮出现,不少士人弃儒经商,如“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124]的现象大量出现;大量农民也外出经商,如“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125]。大量经商的人口,使得社会风气大改,百姓开始重奢侈,耽享乐。当商业活动成为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商业道德就成为社会风俗的重要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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