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商贾大户在长江流域甚至全国区域流动是为了找寻投资和获利的机会,那么来自乡村的从事着城市下层职业的农户寻找的就是谋生的机会。16世纪以来,城市在国内商贸市场中的地位不仅吸引了来自国内国外的大商人,而且吸引着区域内剩余的劳动人口。明清之际,“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相应减少,移民成为家庭谋求生存的策略之一”。[106]农户家庭一般坚持着务农以确保能拥有基本的收入,又让家庭多余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打工包括在地主家种地或者当长工,也包括参与官府的工程建设和进城务工。因为长江流域在明清之际新崛起了许多快速发展的商业城市,如上海、汉口和重庆,它们高效地为社会各行业、各阶层吸收并锤炼出一批一批的各式人才,所以这些商业城市是区域内甚至全国重要的人才输入地区。
因为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一般是单身男性,所以商贸移民城市的男女比例一般男多女少,高于正常城市之中基本持平的男女比例。例如1912年的汉口,居民中64%的居民是男性,比北京还要高0.5%。在19世纪中期,汉口的男女比例甚至达到2∶1。来自乡村的打工者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在城市中只能找到一些卑下的工作。由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频繁的洪水饥荒以及大量被遣散没有归家的士兵乡勇,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进入城市想要打工挣钱,城市工商业人口需求被迅速填满,甚至超出负荷。流浪汉和乞丐成了城市中常见的现象,在北京,涌入的无业者“昼则接踵摩肩,夜不知投归何处”。只有一身力气的打工者只能从事码头小工、岸边搬运工和小贩等卑下的职业。这些无业者、妓女、赌徒、小罪犯和乡勇使得城市社会的治安日益恶化,动荡不安。
向汉口等城市移民打工是一个持续的现象,当大范围的灾难发生时其速度会加快,特别是元末明初战争、明末农民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这三个时期,移民运动的主要方向是自东向西移动。此外明清时期实行流官制度,在长江流域任职的官员在退休时,有些并不会返回家乡,他们在任职附近地区开垦或者收购了肥沃的良田,并长期居住;有些官员家庭随着丈夫任职而迁移到任职之地,并定居,如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吴家为吴越地区书香之家,与当地文人家族往来密切,但她因为祖父、父亲任职于武汉,所以出生在武昌,直到1904年才返回杭州读书。
城市化的发展首先使得城市腹地的人口受到城市吸引,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并在相对长的时间里居住在城市。英国领事金格尔(Gingell)在1834年曾说,随着汉口商业持续繁荣,城市规模日渐扩大,大量不同层次的中国人都涌入汉口,因为在此,“他们能很容易地找到工作”。某种程度上受汉口吸引而来的打工者几乎都是来自荆楚地区,基本上是湖北的中部和东部、湖南的北部和中部、江西的北部以及河南的南部,但是最多的还是来自汉口附近的诸县乡村。不仅是商贸城市,清代手工工场的发展也吸纳了大量佣工,如云南的冶铜业“大厂动辄数十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所以“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工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107]实际上,不单只城市的打工者不断增加,整个长江流域的农业人口都在逐渐降低。据统计,清代贵州“附居苗地”7万余户,其中从事贸易和手工艺的有24000余户;[108]湖南巴陵“十分其民,而工商居其四;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十分其力,而佣工居其五”[109];运河沿线,“随漕逐沫及游手好闲挽舟佣食者累数十万”[110]。(www.xing528.com)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吸收农村人口最多的区域,数十万计的打工者是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虽然外出打工在农村由来已久,但打工潮却只在长江流域大量近代工厂出现后才形成,集中于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之中。打工潮是大工厂时代的产物,是工业革命之后,工厂大量掠夺劳动力资源的结果。这一阶段,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不再以单身男性为主,而是以家庭的形式迁移,甚至大量女性外出打工,以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以上海为例,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核心,根据当时日本人的调查,在一家上海纱厂中,女工居多数,女工中大部分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苏为多。但在烟草行业,大部分女工却来自宁波、绍兴等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总会自觉流入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域,近代上海经济发达,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较大,故而“距离上海越近的省份,迁入上海的人口越多”[111]。根据池子华对于上海、无锡、杭州等地打工妹群体的研究,他认为近代打工群体中女性打工者已经占到一半的比例。[112]进城打工的女性职业较为分散,1933年上海的73个行业中,女性在其中45个行业涉足,约占行业总数的62%。其中缫丝业、烟草业的女工甚至占全沪工人一半以上,缫丝业甚至几乎全部都是女工。[113]尽管女性在部分行业中占据了优势,但是从大环境来看,大量的女性打工者文化程度低,家庭负担重,话语权小。这些也不只是出现在女性打工者身上,甚至出现在整个打工群体身上。
尽管近代打工潮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形成并发展,但是实际上上海、汉口等城市的登记人口数量并没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这是由于游荡在城市里的外地人,出于种种原因并不会去政府登记信息。这些进城打工的群体虽将城市视为谋生之地,为城市的整体发展贡献着个人力量,但城市管理者出于种种考量,仍将这些打工者排除在市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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