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润和风险是正相关的,恶劣的交通环境、辛苦的贩运生活都阻止不了商贩们的往来奔波。
(一)异域来客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贩抱着“百尺竿头五两斜,此生何处不为家”的信念,“北抛衡岳南过雁,朝发襄阳暮看花”。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朝代,大量的少数民族商人来到中国,贩马购茶,从事茶马、丝绸贸易。最为著名的商人有回鹘商人、粟特商人和阿拉伯商人。这些来自异域的商胡,人数多,分布广,如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田神功于扬州征讨刘展之时,“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98]一役中就有数千商旅被杀,可见扬州城已成为商胡的集中区域。
回鹘商人控制着张库大道,即草原丝绸之路。张库大道“作为贸易之途,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回鹘汗国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与唐展开“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当时回鹘“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在“安史之乱”后,回鹘商人在唐朝境内取得贸易特惠权,贸易网络之广,可达扬州、泉州。张库大道上“北来牛羊骆驼马,南来瓷绢盐布茶”。回鹘商人在唐朝采购丝绸、茶叶等货物,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输往漠北和西域。频繁的贸易往来、巨大的交易数量都显示出“中西商业之贸迁有无”,都为回鹘商人“所独占”。
在回鹘商人控制中西商贸之前,控制中西交通要道、独占中西商贸往来的是居于中亚的粟特商人。粟特人也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故乡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粟特商人多以经商为业,以商队的形式,配备私人武装,结伙而行,往来贩运,并在贸易网络上建立定居点,以方便往来贸易。粟特商人的经商路线基本上是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最远到达朝鲜半岛。但是也有不少粟特商人定居成都,成为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如魏博节帅何进涛的祖先何妥,《隋书·何妥传》记载他为西域之人,父亲是何细胡,因通商进入巴蜀地区,后成为“西州大贾”。由于经商,大量的粟特人移居中国,并在“安史之乱”后,隐藏民族身份,在宋之后,融入中国,再无“粟特” 之名。
如果说在唐朝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是粟特商人和回鹘商人,那么赫赫有名的阿拉伯商人则控制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由于距离中国遥远,加之陆上丝绸之路为粟特商人和回鹘商人先后控制,加之水运载货量大、成本低廉,阿拉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大量货物运往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长江流域丝绸、瓷器等商品从扬州下广州、泉州,经南海通往东南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经红海到达中亚甚至非洲,航路上商船来往不断,阿拉伯商人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不像粟特商人和回鹘商人一样深入内地。虽然由“海上丝绸之路”运来的货物通过长江和运河进入中原,但阿拉伯商人多在沿海城市码头范围活动,势力范围十分狭小。如普哈丁于宋咸淳年间首次达到扬州后,很快回国,但三年之后又“复来东游至津沽,遂移舟南下广陵”。[99]
19世纪中叶,犹太商人从巴格达、孟买、新加坡等地来到香港和上海经商、创办实业。这些来自奥斯曼帝国和英属地的塞法迪犹太人利用与英属地密切的联系和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商贸环境,经营进出口贸易、投资房地产和制造业,形成了以沙逊、嘉道理、哈同、亚伯拉罕、埃兹拉等家族为主的工商业财团。这些定居于上海的犹太商人积极参与社会社务,他们兴修起了犹太人的教堂、医院、福利院、学校、剧院、图书馆、养老院等公共事业,嘉道理家族还在1902年创办了招收中国青年学生的育才书院(现育才中学),书院专攻中英两科,为上海租界洋行、工厂、工部局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犹太商人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水无常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及以色列建国,中国国内政局动荡,犹太商人逐渐将其经营中心转移到香港,普通犹太人则迁往以色列或者欧美,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外来侨民几乎全部离开中国。那些在喧嚣繁华的大上海活跃了一个世纪多的外商侨民离开了这个他们出生、成长和拼搏的城市。
不仅在上海是如此,汉口也是一样。汉口开埠通商之后,大量外国茶商季节性来到汉口收购茶叶,茶商所依靠的中国买办、中间商,底层的船工、码头搬运工也大量寓居汉口。据估计,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每年来到汉口的船有165000只,每船平均六到七人。如果在贸易繁忙期内,每条船在汉口停留一星期来卸货、交易和装货,那么一年下来,仅船工就有近10000人。不仅是在茶叶季,在漕粮运输季节、淮盐运销时间,大量的客商和搬运工、家仆逗留于汉口,这样汉口城中就有2万至3万暂居汉口的商业人口和服务业人口。但汉口的外商因为国际形势和贸易季节的不同,寓居的人数变化极大。如中德断交后,德租界被收回,1917年旅汉德国领事及德国侨商,陆续回国,未返国的德侨只有四十余人。[100]而随着武汉政局动荡,民国中后期租界外侨人数也在不断下降(见下表)。
武汉租界外侨人数统计表(www.xing528.com)
(数据来自涂文学:《武汉老新闻》,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154、279、280页,其中1927年印度在汉人口根据被辞退的印度巡捕估计。)
(二)外地商帮
追逐利润,是商人的天性,通过贩运而获利的商贩在各地奔波往返,流动不息。“商人重利轻别离”,为了追求货物在地区间的差价,商贩不辞辛劳,往来于货物生产地和销售地。实力雄厚的大商人收聚商货,再将货物分销给中小商人,由他们将货物运销至千家万户。实力薄弱的小商贩,大多是豪商巨贾的伙计、家仆或小手工业者和农民。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人队伍不断壮大,行业、地区彼此之间竞争日益激烈。而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重本抑末的政策、“贱商”意识的存在、盘剥重税的压力和四处流窜的匪盗使得商人以乡土亲缘为纽带,彼此联系,互相支持,发展成为商业集团,以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在明清之际,洞庭、江右、宁波、龙游、福建、广东、徽州等商帮,都是曾逐鹿于长江流域的商人集团。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在1704年仅汉口一地,徽商就占据一半的商业人口,可以说是“汉镇列肆万家,而新安人居其半”[101]。徽州商人的贸易路线遍至全国,东控长淮水运,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于京、晋、冀、鲁、豫之间,远涉西北、东三省。徽商鼎盛之时,“无徽不成商”称颂天下。徽商虽然也贩卖米、茶、棉、绸等商品,甚至在16世纪就开始尝试销售走私而来的西方舶来品,但徽商主要控制两淮盐业,在汉口和淮南的盐业岸商都是徽州商人。尽管徽商没有垄断盐业市场,但却有着极大的话语权。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清廷放松了盐业运销限制,川盐因此运销汉口,而且因为战争的破坏,徽商的商业地位逐渐衰落。
湖南人占有清后期汉口一半多的人口。来自湘江沿岸的湖南人很多经营船行,从事商品批发贸易。他们将稻米汇集于长沙和湘潭的米市,再运至汉口装卸,最后用大船运至长江下游最重要的港口南京。汉口八大行中,湖南人控制了竹木业,鹦鹉洲就是当时最大的竹木交易市场。[102]武汉地区至今仍保留有湖南人信奉的杨泗将军庙。
宁波商帮被认为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后来居上、称雄商界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了,如汉口公所就成立于1780年。宁波商帮以经营银楼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而闻名遐迩。在五口通商之后,宁波商人与外商合作,尤其是宁波买办,与广州买办半分天下,因而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苏州、杭州等开放城市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之后,“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103],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买办“主要来自宁波”[104],出现了朱葆三、虞洽卿、刘鸿生等一批著名的买办。在汉口,长江航运也多由宁波商人掌握,如长江上的夹板船运输。宁波商人向巴蜀地区运销海产品和桐油,向吴越地区转运木材、粮食,购买丝茶、推销洋货、开设钱庄。依靠宁波钱庄系统和参加中下游的贸易,宁波商人成为开埠城市中最重要的商业势力。到19世纪末,宁波商人建立起“以上海为枢纽的全国性内汇金融网”[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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