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长江流域地广人稀,但随着黄河流域人口无节制地增加,超越了耕地的承载力,人口处于相对过剩状态时,人口自发或强制地向长江流域迁移。传说中,周武王封太伯,吴国始建;少康少子号于越,越国始称;鬻熊南下至江,楚国方兴。南迁的人口逐渐成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吴越地区生活的以百越为主的“东夷集团”诸多族群,荆楚地区存在着群蛮、百濮组成的“苗蛮集团”,巴蜀地区则杂居着巴人和蜀人。随着人口增加,族群的复杂化,南北文化不断交流、碰撞,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长江流域人口内部的活力大大增加,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成为中国地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千里跋涉,只求一方乐土
人口自发的非常态迁移是人口迁移中的主流。战争、生存压力和文化向往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从长江流域的历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来看,人口迁移多是因战争而迁往相对安全的地方,迁移的地点多为人口稀少的地区[57]。
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三代以来,朝代更迭,人事代谢,鲜有不定都于中原者。朝代交替之际,战乱不断,百姓辛苦求生,四处乞食,只能逃离故土,远迁江南。但在永嘉之乱之前,中原地区“膏田沃野千里”,百姓尚且能够安居,加之秦汉两代对农业人口的束缚比较紧,故而尚未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但是由于水旱灾害无常,粮食歉收或者疫病出现时,北人为求生存也会主动或被动地移居长江流域,以求温饱。如西汉初年,关中地区因“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使得“人相食,死者过半”现象出现,汉王朝因势利导,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58],移民因灾荒饥馑移居紧邻关中地区的巴蜀。再如汉武帝元狩初年(公元前122年),关东大水,数年无收,贫民无食,后失其地,为解决贫民生计,武帝徙关东贫民十四万五千口于会稽。[59]
至西晋末年,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相互征伐,致永嘉之乱。战乱中,不仅士兵大量死亡,百姓也“流离四散,十不存二”,社会上“死亡委危,白骨横野”[60],饥荒和瘟疫紧随战争降临,百姓无以饱食,求救无门,只得坐以待毙,中原“流尸满河,白骨蔽野”[61]。随后晋室南迁,中原人口也纷纷南下江南、湖南、湖北。这一次移民潮的迁入地主要是吴越和荆楚地区,这些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如:南司州、南徐州、南兖州、南弘农、南新安。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巴蜀地区属于前秦,荆楚地区也因农民起义而“白骨涂地”[62],吴越地区因为桓玄叛乱,而“百姓饥馑”,“饿死者十之七八”[63]。
唐代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中原生灵涂炭,“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64],中原人口也随之大量南下吴越,西进巴蜀。加之此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藩镇割据状态,中原人口为逃避战火纷纷逃入相对和平的长江流域。南迁过程中,黄河中下游人口或由华北平原南下,沿运河水运交通网络入吴越地区;或自关中东南而行,经武关道入荆楚地区;抑或由关中经巴蜀栈道,越秦岭,再行至巴蜀地区。[65]不仅长江流域各地区人口大量增加,而且沿途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尤其是吴越地区,文人多聚于此,“金陵会稽,文士成林”[66]。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汴京陷于金军,宋室南迁,“民之从者如归市”[67]“不知其几千万人”[68]。为避战乱,扶老携幼的南渡者不下数十百万,长江流域的江浙、湖湘遍满“西北流寓之人”[69],故而“衣冠人物,萃于东南”[70]。这一时期的南迁难民主要集中于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四川四路、荆湖地区、淮南地区和岭南地区。[71]
人口的迁移使长江流域市镇人口大量增加,如杭州城中“四方士民商贾辐辏”[72],绍兴骈集的西北人数倍于土著,苏州城里“南人多是北人来”[73],庐州移民密集致“客主不敌”[74]。(www.xing528.com)
(二)随风飘零,回首北望故乡
人生在世,难料旦夕祸福;人如浮萍,再见已是他乡。千百年来,王朝更替,沧海桑田,普通的百姓也随着世事起伏,流荡四方。其中最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群就是当兵吃饷的士卒。战国时期,楚悼王“南平百越”,控制沅湘二地,越族迁往岭南;秦军平楚之后,王翦南征百越之君,越族避居山险;秦末战乱,赵佗自立称王,秦卒五十万“和辑百越”。史籍中,因为屯田戍守、开疆建置而迁士兵百姓的记载数不胜数。如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昌灭,于高昌故地设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75]。南迁的族群、征战的士兵和驻守的官吏可以说是长江流域早期开发的奠基者。
因灾害而衣食无继,被王朝统一迁徙至长江流域各地区的移民更是数不胜数。如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天下大旱,范围涉及四十余州,“百姓饥馑,关中尤甚”,诏令百姓往“诸州逐食”,并转“江南租米赈给之”;[76]开耀元年(公元681年)河南、河北大水之后,高宗便准许“遭水处”百姓,“往江淮以南就食”。[77]
除了大批移动的士兵和灾民,长江流域还是唐以前政治移民和发配获罪者的主要目的地。虽然这类移民人数并不多,但仍不绝于史书。如始皇九年,长信侯嫪毐叛乱,秦军于咸阳败嫪毐,后始皇“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始皇十二年,吕不韦亡故,始皇逐其舍人,夺六百石以上爵位,流放其党羽。[78]由于政治原因而迁移流动的人口中,除了官吏,还有具有叛乱嫌疑的北方族群领袖和外嫁和亲的公主及陪嫁人员,如唐迁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于瀼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于藤州。流放的官员几乎不可能回到家乡或者京师,即便遇见特赦,但因为贫困而无法自行返回,只能客死他乡。如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担任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和岭南节度使的卢钧,就发现“自真元以来,衣冠得罪,流放岭表者”,因子孙贫悴,“遇赦不能自还者”,达到“数百家”。[79]
为了安置容易反叛的族群,中原王朝也会将这些族群迁徙到长江流域。如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人来降”,迁其民于“庐江郡”[80];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东越杀王余善降”,为安地方,“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81];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阯女子徵侧及其妹徵贰反”,光武帝发兵万人攻打,于十九年(公元43年)“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82];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南郡渚山蛮雷迁等反叛,开始“寇掠百姓”,被招降后“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83]。
政府虽然能够运用武力强行移动人口,但有时候威逼太过往往会适得其反。如魏武帝两次强迁百姓,反致民众惊走吴地,第一次想要迁徙淮南百姓于谯,导致“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84];第二次“恐江滨郡县为孙权所略”,于是欲内迁百姓,防止孙吴争夺人口,却让百姓心有恐慌,故“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85]。当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86]。而不同于普通百姓,豪强地主、文人骚客的迁徙,还附带着大量依附人口。如鲁肃带着男女300余口“避害”吴地。所以一旦上层官吏和豪强地主迁徙,将带来小规模的人口流动。
明末清初巴蜀地区战争连年、动荡不安,先后经历了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的大规模民变、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的白莲教起义、张献忠入川和三藩之乱等多次大规模战争,致使巴蜀地区在清朝初期“尽成荒土,鲜有居民”[87],“丁户稀若晨星”[88]。明军、清军、地方豪强、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更以杀人为乐,四川各地“民不聊生,具逃避深山穷谷中”[89],“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烟爨”[90],县城皆“一目荒凉,萧条百里”[91]。清朝建立之初,四川土著几空,只能频频招集迁徙侨流。清初实行与民休息和鼓励开荒的政策,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准移民子弟“入籍考试”。康熙中期荆楚地区人口“开荒入蜀者,不下数十万”[92]。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歉收米贵,相率迁移四川”。长江水上交通载客量大,“日以千计”[93]的荆楚饥民由水路入川。乾隆元年巴蜀地区其民鲜有土著,率多迁居之人和四方商贾,因而“俗尚不同,情性亦异”[94]。地方大员忧虑长途迁徙人口太多,屡请禁止,但乾隆帝为贫民生计考虑,准许移民继续入川。移民的流入使四川人口充实,“渐增赋税”[95]。从人口密集、人均田产较少的长江下游迁居而来的移民多“农事精能,均极播种之法”[96],迁移时“携种来蜀,百年递衍”[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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