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的南下和中原地区长期战乱分裂的局面,使得北人南渡,长江流域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长江干支流的水上航运网纵横交错,使长江流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进行贸易,庞大的贸易网使得长江商道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一条黄金商路。
(一)北人南来,时移世易
秦汉帝国之后,中国进入长期分裂时期,相对于这一时期的北方来说,长江流域战乱较少,经济受到战乱的破坏较轻,北人为避战乱,大量南移,带来生产技术与文化,加之从公元之初开始,天气趋于寒冷,长江流域纬度较低,适合农业发展,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比黄河流域快,由此出现了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
蜀汉政权和孙吴政权在长江流域与中原的曹魏政权三足鼎立达半个世纪之久。立足于江南的东晋政权也维持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相对稳定时期。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在长江流域的建设也达一个半世纪。相对于北方纷争的局面,稳定的政治环境为长江流域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朝时实行“崇关鄽之税”和禁止“贵戚竞利”。南朝相承,“崇关鄽(即商税)之税。”[10]为了多收商税,南朝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其中包括轻税政策。国家要求“州郡估税”,对“市调”烦刻要求“务尽优允”[11],后因官商垄断市场,使私商无以为利,国家下诏要求“二千石官长不得与人为市”[12],禁止“贵戚竞利,兴货厘肆”[13]。这些措施保护了工商业者的利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由于工商业政策的调整,士民和官吏经商之风兴盛,贱商观念发生了变化,经商致富之道为不同门第人物所接受。孙吴末世孙休诏曰:“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沈约说:“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随着抑商政策和贱商意识的改变,由商入士者也不乏其人,南朝的一些权臣就是如此。不少居民“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14]
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陆路交通通达。公元225年3月,诸葛亮南征大军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而后以僰道为前进基地,开始分兵行动。5月,大军渡过泸水,进入益州郡,与李恢的部队会师。随后,大军向西进兵滇池平定叛乱。225年秋,整个战役胜利结束。从整个战争的过程来看,巴蜀地区的交通已经十分通畅,故而诸葛亮南征才能在两个月到达云南平叛,半年之内结束平叛。
(二)浮舟百万,盛世华章
因为孙吴技术高超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长江流域的水路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有了较大进步。荆楚和吴越地区由于处于孙吴的统制范围内,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往密切。吴越地区制造的船只,溯江而上,贸于巴蜀。巴蜀地区的蜀锦也通过长江被大批量运抵吴国。左思在《三都赋》中描写长江流域之内“水浮陆行,方舟结驷”“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颿而过肆”,“乘时射利,财丰巨万”。(www.xing528.com)
六朝时期,长江流域商业与金融呈现出繁荣局面。长江流域城市经济职能扩大,商业色彩增强。建康是六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成都和荆州分别是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城内“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15]。流域内形成了建康、成都、荆州、广陵四大城市,代表着京畿、巴蜀、荆楚、江淮四个地区性经济区。城市的商业活动活跃,如建康城中“贡使商旅,方舟万计”[16];荆州为“江左大镇”[17]。这一时间,长江全流域真正贯通,由巴郡顺流而下,经巴东、荆州、江夏、柴桑,可直达扬州。水路通畅,人员来往密集,货物交换频繁,长江流域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这一时期,民间商贸发达,南北官方贸易也较为频繁。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遣使至于孙吴,求购“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18]。吴嘉禾四年(公元235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19]。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宋魏战争期间,拓跋焘向刘骏求“甘蔗及酒”,刘骏“送酒二器,甘蔗百梃”,向拓跋焘求“骆驼”,彼此赠送方物特产不断。[20]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求互市”[21],南北贸易往来不绝。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人口迅速增长(大业二年达890万户),垦田面积不断扩大(大业年间达5500万顷),[22]仓储丰实(唐建国20年隋府库尚未用尽),手工业发达(四川丝锦、豫章鸡鸣布的水平都为全国先进水平),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吴越地区的蚕丝、茶叶、竹、木、漆、果树等经济作物开始规模种植,农产品开始商品化。特别是京杭大运河通航后,运河上“舳舻数百里”[23],采买的木材“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24]。同时,南北漕运兴起,“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漕运商旅,往来不绝”[25]。繁忙的长江商道上形成了一批商业城市,如镇江、常州、苏州、杭州、湖州、越州、明州等。杭州成为东南交通枢纽,“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26],唐代已是“东南名都”,“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27]。扬州城“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苏州“舟航往来,北自京国,南达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货之所丛集,乃江外之一都会也”[28]。淮安和淮阴夜市繁忙,“秋灯点点淮阴市,楚客联樯宿淮水”[29]。
荆楚地区的商贸交通也不遑多让。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荆楚地区人口迅速膨胀。繁盛的商业活动使州城坊市邸店密集,城郊草市相继兴起。襄阳“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处于长江中游交通网络和江汉漕运线上的枢纽地位,时人以为襄阳为“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30]。荆楚地区的漕粮先运往扬州,再转运京师。交通及漕运的往来刺激了商业的发展,襄阳道路上公私行旅络绎不绝。鄂州当汉水入江之冲,在交通地位上汇聚北上的运船,船埠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时人称鄂州“闾阎皆土著之安,货贝有山积之富”[31]。江西航道市场活跃,贸易繁盛,有商人以船贩活鱼、鬻薪材至升州者,如宣城刘成、李晖“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32];另有不少商人如徐彦成,自江西信州、洪州贩木材至下游扬、润、苏诸州,“木材大至,良而价廉”,获利数十万;[33]还有江西渔船溯昌江至祁门,然后“舍舟登陆”至祁门及黔县;[34]通往洪州赣水的婺、衢、信一线,“越客担荷麝至”[35]。及宋,洪州“沉檀珠犀杂万商,大舟如山起牙樯,输泻交广流荆扬”[36]。潭州、岳州至鄂州的水道便利,湘水线上转运贸易之盛不亚于赣水线,如长安巨商任宗曾“贾湘中,数年不归”[37]。
唐代巴蜀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居于全国前列,故有“扬一益二”之说。唐末五代黄河流域沦为战场,巴蜀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陈子昂称巴蜀为“国家之宝库”“天府之藏”“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38]。巴蜀地区成为国家的重要赋税来源和经济支柱,陇右及河西诸地“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39]。
长江流域“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的地理条件,加上荆楚地区“地产环材”,使得长江流域具有成为造船基地的先决条件。随着农业发展,手工业水平进步,航运技术改善,长江水运网络成为中华大地上的黄金商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