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发展是商道开辟的物质基础,而地理环境和人口数量又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长江商道虽受环境、政策的影响发展较慢,但在长江流域早期居民的建设下,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一)早期长江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先秦秦汉时期的长江,自然环境与生产力影响了长江流域经济的开发,故商贸与水路交通均处于早期开拓状态。首先,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农业耕种方式下,粮食产量较低,经济“不待贾而足”“无积聚而多贫”,落后于黄河流域“沃野千里”“四方辐辏”的经济状况。其次,成都上游及三峡区域的长江,山势陡峭、水流湍急,车马行船不易;成都平原及长江中游地区,水流减缓,泥沙沉积,河道易于淤塞,加之长江两岸森林密布,丘陵连绵不断,道路蜿蜒曲折,货物无法大规模运转。故总体说来,巴蜀、荆楚及吴越地区间相对隔绝,发展不平衡,尚未有出现贯通东西的长江运输。
人为因素也影响着商业的发展。如秦汉时期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和打击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实力。武帝时期,冶铁、煮盐、酿酒等业私营权收归国家垄断经营,截断了豪强贵族的收入来源;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调剂物价,防止富商大贾从中渔利;颁布算缗、告缗令,向商人征收财产税,增加商人的赋税压力。加之将民分五等,末者为商,禁止商人衣丝乘车,当官为吏,降低商人社会地位的举措,形成了贱商的社会意识。
(二)早期长江水路商道的发展状况
虽然早期长江经济的发展环境有诸多不足,但土著居民和上层统治者仍在不断地改善长江流域局部的交通与商贸环境。
商周时期,长江上游到黄河的交通得到显著发展。巴蜀区域位于长江上游,河道落差大、山高水深、滩石密布、水流速快,故通行方式以栈道为主,在蜀王时代[1]秦蜀栈道已经开辟,在秦惠王时代褒斜栈道开辟,其后金牛道、子午道、陈仓道和傥骆道等栈道陆续开辟,至秦汉之际巴蜀境内“栈道千里,无所不通”[2]。褒斜道,“长四百七十里”[3],沿褒水和斜水越太白山可达陕西褒城。金牛道,又称石牛道,自陕西勉县西南行,越过七盘岭,经朝天驿,到达成都,是秦蜀之间的最早通道。通过巴蜀栈道,巴蜀地区的漆器、丝绸运到中原,使得从前的“西僻之国”“戎狄之长”[4],成为左思《蜀都赋》中的“市廛所会,万商之渊”。(www.xing528.com)
国与国之间的扩张与兼并,促使长江中游与中原,以及长江上游、下游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交通。盘龙城(遗址在今湖北黄陂)是商代设立在荆楚的军事据点,也是商业重镇,其主要职责是从南方掠夺铜矿或铜产品。春秋时期通过方城,楚国的水产品乃至战略物资(如铜料)可输入中原各国,而北方的貂皮与战略物资马匹也可输入楚国,这在楚国与中原诸国交往的历史资料中大量出现。东周时期,极盛时的楚国,其势力范围向西可达秭归(古夔国所在地)、黔中,向南则远至滇池、岭南。此时楚国的商业更为进步,据安徽寿县出土的青铜文物“鄂君启金节”的铭文记载,鄂君启(封地在今鄂城一带)的商船多达150艘,陆路商车则有50余辆,可到达的水域有长江、汉江、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等,可到达的陆路范围涉及河南南部、安徽寿县等地。个例尚且如此,共性则更为可观。因此,先秦时期的长江虽然不能东西一体贯通,但通过长江支流和陆路交通,整个流域仍处于一定的交流、沟通状态。
秦国统一中国之后,为有效控制各地,修建了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形成了以驰道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四通八达的驰道系统对商道的开辟有着促进作用,道路所达之地,官府所控之所,商贩无不活跃其间。秦始皇为连接川滇汉人与古僰人、云南与内地,有效地控制着夜郎、滇等地的郡县,派遣将军常頞率军从蜀南下经僰道到滇池筑五尺道。唐樊绰所著《蛮书》称之为“石门道”。汉武帝时唐蒙出使西南夷,“凿石开阁,以通南中”,将五尺道加以整修扩建,形成由僰道到滇池地区的官道。因为这条道路以朱提为枢纽,故又称为朱提道。五尺道与青衣道是秦汉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青衣路,又称西夷道,沿横断山脉南北走向而开辟,由成都出发,“道通宁州,渡泸得蜻蛉县”[5],再从大理出发沿“缅甸道”西行至印度、中亚。通过五尺道到达大理、昆明后,可经元江沿红河到越南,也可沿明江到达河内。通过西南丝绸之路,长江流域的丝绸、漆器远销印度、中亚,再经转手到达大夏。故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时,见邛竹仗、蜀布”,请教大夏国人,获知邛竹仗、蜀布是由大夏商人由身毒贩来。
民间货物转销的商道也逐渐形成,如巴蜀人在西南夷地区的主要贸易活动——“僰僮”贩卖,就与之有关。“僰僮”出自僰道县,僰道县成为蜀贾贩卖“僰僮”的主要地区和通商贸易地。从蜀到僰道的道路早已经存在,到汉代称为“僰道”:由蜀出发,沿着青衣江水而下,经过夹江至乐山,又循岷江而下至僰道。当时青衣道至宜宾后分途:一为南夷道,即从僰道继续南行至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再往南可至今广东南海;另一条接着秦代修筑的五尺道,通往滇池地区。
在古人的努力下,长江水道也在不断地改造建设中。蜀王时代杜宇开人工河分水入沱江,除岷江、成都水患;秦昭王时蜀太守李冰筑都江堰水利工程,成都平原灌溉区成为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接江淮。秦统一后,长江中游和下游两大区域水路畅通,秦始皇的水路巡游可由南郡至会稽,顺流而下,一日千里。长江干流航运出现“浮船长江,贾作上下”[6]的现象。长江干流水系网络的建设使得长江流域内部交流加强,区域协同发展。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江南水灾,武帝下令“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7],救灾粮食经长江到江陵。都江堰完成后,蜀人利用河水漂运木材,“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8]。灵渠的开凿,使得长江流域水运网络延伸到珠江水系。罗乡林先生指出:“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为中心,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而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9]
《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虽然长江流域的整体开发略缓于黄河流域,生产力水平落后,但因各州商旅贡贸往复,互通有无,长江流域的经济不断发展。扬州的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卉服、织贝、橘、柚和锡经由长江入海转入淮河、泗水。荆州的羽、旄、齿、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箘、簬、楛、菁茅、玄纁玑组、大龟经由长江、沱水、涔水、汉水,转行一段陆路再进入洛水,然后转入南河。巴蜀的丹、漆、旄、羽、锦,经蜀道到汉中,入渭水进京。在商品的交流和文化的交融中,农作物的品种不断增加,葵、芹、芋头、韭、葱、蒜、笋、萝卜、葫芦、黄瓜、藕等蔬菜被端上餐桌;罗马玻璃器和吹制技术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影响逐渐扩大。尽管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开发滞缓于黄河流域,但此时仍取得极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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