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生学的层面来看,吴越务实进取的精神确实存在着一个一脉相承的历史谱系。大禹时代的治水神话姑且不论,且说在吴越政治文化史上,越国国君勾践入吴国为奴,“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49]回国后,勾践“卧薪尝胆”,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50]他励精图治,坚韧不拔,发愤图强,最终振兴越国,横兵江淮,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位霸主。另外,在灭吴大业中,以“商贾鼻祖”范蠡、计然为代表的商业文化先驱也孕育出吴越先民的事功取向。范蠡被称为陶朱公,他认为“时将有反,事将有间”[51],主张审时度势,抓住经商良机;而计然则提出了“时断则循,知断则备”[52]的经营理念,他主张开“官市”以调节市场的思想与中原地区管仲的经济思想颇有相似之处,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实,在勾践身上体现出来的务实精神,可以说是一种隐忍待发、以退为进的理性精神。这一点,在勾践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上可以得到较好的说明。据《越绝书》记载,勾践灭吴迁都琅琊后,孔子曾前往谒见,欲为其讲述三皇五帝之道,勾践以“俗异”为由辞谢之。[53]由此可见,孔子是打算以中原文化正统观念来教化“夷王”,而勾践则是以“俗异” 为托词。这种看似保守、实则明智的理性精神一直延续了两百多年,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才使这种吴越进取精神发生了“断层与转型”。
可以说,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吴越文化进取精神的基因发生了“转型与优化”,这既是中华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民族区域融合与吴越先民自觉同化的结果。这种文化精神的转型与优化具体表现在:由于中原政治王朝的不断更迭,带动经济重心不断南移,江南地区的经济生态与人文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相比于中原地区几个世纪的动荡与不安,吴越地区则是数百年无战事,孕育在大禹时代、生成于吴越征战时期的古吴越精神,在相对和平的农耕时代,失去了原有土壤的滋养,反而从之前以“尚武”为主题的外向型进取精神转向了以“尚智”为主题的内向型进取精神。[54]同时,随着中原人文精神的不断渗透、移风易俗,吴越地区后来居上,逐渐形成“耕读传家”“崇文尚智”的务实文化底蕴,并绵延数千年而不衰,使吴越之地成为全国的“人文渊薮”与“文献名邦”。
吴越地区之所以获得“人文渊薮”“文献名邦”的雅号,并不仅仅是由山水之美“化育”出来的,更是“耕读传家”这种传统逐渐升华、教化的结果。在教育风尚层面,自隋唐五代以降,吴越之地就形成了文教蒸蔚、人才辈出的局面:不仅官学遍及各州、府、县,民间私学也蔚为大观,出现了书院、精舍、私塾、社学等多种形式的教育机构;文化世族、书香门第比比皆是,据统计,在吴越地区,被正式列入历代国史传记,称得上“文化世家”的就有两百余家[5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科举取士以来,吴越地区(尤其是吴地)所出的状元、进士数量可谓冠绝全国,苏州更是被称为“状元之乡”,清代112位状元中,苏州就占了25位。[56]在文学、史学、艺术层面,吴越地区的人才更是独领风骚,比如:东晋画家顾恺之,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南宋诗人范成大,元代画家黄公望、倪瓒,明代的“江南四大才子”,清代的思想家顾炎武、文学家钱谦益、吴梅村,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历史学家赵翼,及至近现代,更有钱穆、顾颉刚、钱钟书、费孝通等一大批文史大家横空出世,[57]其人才可谓钟灵毓秀,其文化堪称“百花齐放”。这些人文盛景,其实是与吴越地区“耕读传家”的传统分不开的。(www.xing528.com)
除此之外,吴越地区一直以来便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传统。从东汉王充的“无神论”到南宋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学派,再到明季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同、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史学,并进而形成了两宋以降近千年的“浙学” 传统。其实,“浙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多个学派的总称,比如:在南宋的“浙学”之中便有:吕祖谦与婺学、陈亮与永康之学、叶适与永嘉之学、杨简与四明心学等,它们有着共同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底蕴,都适时主张“力行实学”,反对坐而论道的“理学”,批判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在“义利之辨”中,主张“以义和利”“扶持商贾”“工商皆本”等经济启蒙思想。[58]这些带有明显宋明民族危机意识的经济启蒙思想在近代民族危亡之际得以重光,深入发展成为以孙诒让、张东荪、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实业救国”的思潮与实践;在当代市场经济背景下,更是涌现出了一批以温州、宁波、义乌人为代表的浙商群体。这些历历可数的事实都充分地体现了吴越人民在历史发展脉络中所一以贯之的务实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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