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渊源上来看,虽然“吴文化”与“越文化”的性格有明显的差异(似乎越地的文化基因里渗透的多是务实进取的一面,而吴地的历史血液中流淌的多是精致优雅的一面),但是,如果从地缘因素与历史传统上来看,与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以及中游的荆楚文化一样,位于长江下游的吴文化与越文化天然地便有一种一衣带水的亲缘关系。有的学者将吴越文化的人文精神大致归结为六个方面,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多元和谐精神;“以民为本,重视民生,民为主宰”的民本、民主精神;“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实学实用精神;“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开放创业精神;“工商为本,诚实守信” 的商业精神;“教育优先,人才第一”的文教兴邦精神。[45]然而,这六个方面只是概括了吴越文化“刚性精神”的一面,并没有顾及其与生俱来的“柔性精神”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吴越文化的性格特质是“刚柔并济”的,一方面它强调经世致用、务实进取;另一方面它也精耕细作、婉约雅致。这两种性格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共同组成了别开生面的吴越文化。吴越文化的这种性格特质之形成,其实有着深刻的自然地理与历史观念方面的原因。
从地理环境上来看,处于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带的吴越之地不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而且水网密布、交通便利。位于京杭大运河南端的邗沟,是最早沟通江淮地区的重要运河;太湖,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与其周边的阳澄湖、滆湖、昆澄湖等数十个大小不一的湖泊一起,星罗棋布式地镶嵌在太湖平原之上;而吴越之地恰好位于长江与海洋的交汇处,很早便有江海联运的独特优势;另外,这里的气候温润,山明水秀,自古便被誉为“锦绣江南”。这些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使得吴越地区的耕作类型主要以精耕细作为主。当地人民不断对劳动经验进行总结与改良,逐渐形成了一套颇具当地特色的田间管理技术与精耕细作模式。高斯得在《宁国府劝农文》中记载:“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为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烤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可保无忧。”[46]在以上这段生动的描述中,吴越地区农业耕作精细化的图景便已跃然眼前了。自唐宋以来,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完成南移,江南地区便出现了“苏湖(常)熟,天下足”的局面。这不仅是吴越人务实进取的结果,而且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追求精细生活的性格特点。(www.xing528.com)
从历史观念上来看,吴文化与越文化虽然在各自的历史脉络中有着休戚与共、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它们相对于正统的中原文化而言,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历史缺陷,即:在“华夷之辨”的历史观念传统中,吴越文化先天地便处于“蛮夷”的地位。在华夏族的文化等级序列里,吴越地区一度被视为未被开化的“蛮荒之地”,而吴越文化也一度被视为“东夷文化”。《礼记·王制》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47]《越绝书·外传本事》亦载:“越王勾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48]这虽然是在描述上古吴越文化中“断发文身”的习俗,然而,也未尝不可将其视为华夏文化对周边文化的一种优越心态。因此,吴越之民身上自古便有一种文化观念上的忧患意识,从上古神话传说时代便开始向华夏族文化看齐,因而才附会出了像“大禹治水”这样的神话故事。“大禹治水”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吴越先民在原始自然灾害面前,勇于抗争与筚路蓝缕的大无畏精神,“大禹治水”的这种精神就是吴越文化精神的最初源头与缩影。直到春秋末年的吴越争霸,越国在勾践“卧薪尝胆”的忍辱负重中完成“三千越甲吞吴地”的壮举,而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吴越文化最终完成了对华夏文化的“历史性突围”。另外,在集中记录吴越古史的《吴越春秋》与《越绝书》这两部历史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吴越先民崇尚自然、视死如归、艰苦奋斗的精神。如果说,吴越文化这种“刚柔并济”的性格是由先天的自然环境因素与后天的历史文化积淀共同孕育而成,那么,这种特质又是如何在历史长河的不息奔流中生成、演化的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