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地区的优美自然环境和多元文化发展

以兼收并蓄为宗旨是楚人基本的文化特色。在中华民族源源不绝的五千年文明史中,楚地就在不同时期吸纳了具有不同文化特色的移民,使得楚地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文化特征。张正明先生说:“楚文化的主源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了楚文化。”^[38]楚人在与周边的各民族长期融合和冲突中,根植于荆楚范围的蛮夷文化,并不断吸收着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形成了兼容并蓄的荆楚文化。而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气势,就是得益于其“得中独厚” 的地理优势。

(一)地理环境

究其原因,楚地“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对荆楚文化独特性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全国来看,楚国地处中国的腹地,处于第二板块和第三板块之间,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水网密布,山川相间,自然环境优美。近代以来,随着铁路线的铺设,楚地交通脉络横贯南北,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荆楚文化的核心省份湖北,宋代以来就有“九省通衢”之称。蜿蜒流经湖北武汉的长江,既是水路交通的大动脉,又是一道天险。^[39]荆楚交通便利、商业贸易发达,四方之民辐辏,诸多民族混居。这都促进了楚文化的多彩性、吸纳性,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荆楚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融合发展。

历史上的战乱、天灾给荆楚之地带来了多次的移民浪潮,如早期楚人的三次南迁、魏晋永嘉南渡、残唐五代时期北人南移、明清之际“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流民填周边山区”,抗战时期全国人口迁移等。明代的武昌就已经是“五方杂寓,家自为俗”,^[40]清代的汉口更是“本乡人少异乡多”。^[41]所谓异乡人,包括江西、安徽、江浙一带来汉经商的生意人,汉口周边黄陂、孝感一带进城的小商小贩和苦力工人,以及近代来汉的外国人。移民带来的民族融合,使得楚人能吸纳各种外来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潮,具有襟怀宽广,思想活跃,性格豪放,追求新事物的民族特性。^[42]

(二)物质文化

民族的融合使得楚人能在自身楚文化的主体结构上,与外来文化相互交流。荆楚文化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在审美、造型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与发展,达到影响与涵化、冲突与整合的对立统一。

在早期的荆楚文化中,我们能发现众多中原元素。在语言文字方面,早期荆楚文化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楚国文字始创于商人,后经周人发展,南迁江汉地区后又受到了南方语言系统的影响。《左传》记载,楚人引经据典,多从《诗》《书》中引用,可见楚人在当时的文化认同上多与华夏类同。在制造技术方面,楚人早期的青铜冶炼技术和丝织业的发展也多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技术。早期楚人对冶炼技术处于探索阶段,此时楚人冶炼技术多吸收于中原。从春秋早期到春秋晚期,楚国以汉水流域为中心扩充版图,交流融合,使楚文化茁壮发展,楚人的冶炼技术已经有了本土化趋势。

从出土的漆器来看,早期的巴蜀文化对荆楚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漆器与青铜器较为显著。四川在三星堆时期就有了漆器,而此时荆楚文化还在萌芽之中。巴楚两地大量出土的漆器显示直到春秋战国之际它们都有相互的影响元素,及至战国末期楚国数次迁都,原先先进的漆器技术已经消亡,便大量从蜀地进口漆器。在青铜器铸造方面,楚人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学习模仿巴地的兵器。(www.xing528.com)

吴越文化对荆楚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铜矿开采和冶炼上。在楚人占据大冶的铜绿山后,楚人有了源源不断的铜矿供应,楚人的冶炼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在楚成王之后,楚人占领了杨越地区,将杨越的炼铜技艺和北方中原的铸造技术融合起来。楚人还在已有的分铸和焊接的技术基础之上又创造性地发明了失蜡法和漏铅法,使得楚地青铜器的铸造艺术突飞猛进,领先于其他地域文明。

楚地的荆楚文化与中原的华夏文化渊源同流共同发展。楚国虽然未能北上一统山河,但楚文化汇聚了各地文化,使得楚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源头。

(三)精神文化

西晋永嘉之乱与北宋靖康之变后,大量中原移民南迁,为江汉地区的经济崛起带来了契机。明末清初的战乱,又使得长江中上游人口空虚,下游人口向上迁移,“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进一步促进了近世荆楚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从宋朝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源源不断的移民带着北方的手工技艺、文化典籍涌入了长江沿岸的城市之中,一时楚地文化繁荣、百花齐放。两宋时期,随着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和楚地文化的大发展,地方书院开始在楚地不断发展壮大。北宋时湖湘理学创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因战乱迁居楚地,开办书院,著书教学,开创了湖湘学派。南宋时张栻创办长沙岳麓书院,与朱熹交流学习,天下文人云集紧随。此后,理学在荆楚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如李贽、熊赐履、陈传良、吴猎等。

及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楚地民众更加传承并发扬了先秦楚民的包容精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列强入侵、政治变革的深入,尤其是在近代士绅迁移、农业移民、商业贸易和西方侨民的多重影响下,荆楚地区本地民众吸纳文化的性格特征更为突出,涌现出不少有识之士,如近代魏源、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等人,这一切都显示了荆楚之地的包容性格和开放精神。在近代湖北张之洞不仅仅是坐而论道者,更是身体力行者。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任湖广总督以来,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洋务,引进西学,变革社会,变革教育,发展新军等,在湖广地区建立起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启蒙的开展,唤醒了近现代两湖士民的民族意识和救亡图存意识,客观上使湖北革命势头为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