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节”者,按照字面来解释,应为“名誉和节操”,因此所谓重名节,就是要重视、珍惜自己的名誉和节操,再具体言之,就是要看重、珍惜社会对自己名誉、人格的品评、判定。众所周知,看重名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早在先秦儒家那里已被高扬。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重名节的内容包含着重视人的各种道德、品行的锤炼,比如民族气节、忠于国事、反对奸佞、清正廉洁、为民请命、尊长爱幼等,而所有这些道德品行的养成,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最终都要以社会评价、判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一个好的社会品评、一个好的人格名誉便成为人们最直接的价值追求,并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被一代代传承下来。这种重人格名誉的价值观,对中华民族人的素质的提高和精神境界的提升,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名节,传统的名节观鼓舞了当地的人们求不朽、重节操的精神。“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鼓励人们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去垂范后世,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历史上,荆楚地区出现了一位深具爱国情怀的人物——屈原。屈原是秭归人,直到现在秭归仍建有屈原祠,楚地百姓世世代代仰慕着他忠贞为国的气节。屈原出身楚国贵族,他的身世是众所周知的。年轻时有坚定的人生态度和政治抱负,在战国末期风云诡谲的时代为国家夙兴夜寐,期盼楚国富裕强大,不至于被他国吞并,但终因谗言陷害而致贬官流放。公元前278年春,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在他的著作《哀郢》《抽思》等诗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故土家乡的无限思念之情和故土家乡被他人占领之后的幽愤及无法言表的漂泊感。他也于同年五月五日这天投汨罗江自杀。楚国人民有强烈的乡土情结和悠久的爱国传统,屈原的精神,屈原的作品,引起了楚人的共鸣。一代又一代的楚人纷纷纪念他,吃粽子,划龙舟,并以他为榜样,救亡图存,抵抗强秦。楚国被秦国灭掉后,民间流传有两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60]在楚亡短短十几年之后,陈胜吴广这两位楚人,首先揭竿而起,转而攻秦;项羽刘邦这两位楚人崛起加入了推翻暴秦的统治的行列中,几年时间便推翻了强大的秦国。楚人在屈原爱国精神的感召下起来反抗并最终捍卫了自己的尊严。郭沫若生前的七言诗《屈原》抒写此事道:宁赴常流终不悔,卒成雄鬼亦堪奇。亡秦三户因何故?日月江河一卷诗。
与屈原有莫大关系的这位楚怀王也同样有着高尚的气节,公元前29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秦昭襄王约怀王在武关会面。怀王不听昭睢、屈原劝告,决定前往武关,结果被秦国扣留,秦王逼迫他割地保命,被仍肩负国家责任感的楚怀王严词拒绝。秦无法达成挟持楚怀王轻松拿到楚国领地的夙愿,无奈之下只能一直囚禁着楚怀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怀王屡次想要逃回祖国,宁死也不屈服于秦国的淫威,不愿意出卖国家利益。直到最后,楚怀王忧郁成疾,命丧咸阳。秦国把遗体送还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这充分体现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于名节的重视,上到国王,下到普通贵族、百姓均有着自身的气节。
屈原的这种爱国情怀一直绵延传承,一直到了宋朝,仍然感染着长江流域的人们继续为国家救亡图存而奋斗。有宋一代,国势孱弱,民族危机比较严重。当时许多的爱国志士,纷纷高歌屈子,诵读《离骚》。张元干在《水调歌头·登垂虹亭》中写道:洗尽人间尘土,扫去胸中冰炭,痛饮读《离骚》。陆游《哀郢》(其一)诗中写道:离蟹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囊。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平时或“手把《离骚》读遍”(《水调歌头·愿松委意》),或“窗前且把《离骚》读”(《喘莎行·媒本提》),或盛赞“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喜迁莺》)著名爱国者、“宋末三宝”之一的文天祥在《端午感兴》诗中写道:当年忠血堕谗波,千古荆人祭汨罗。风雨天涯芳草梦,江山如此故都何?可以说,正是屈原及其作品所表现的爱国精神,孕育了一个又一个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式诗句的爱国英烈!有宋一代,涌现出了很多的爱国人士,也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例如在巴蜀地区发生的钓鱼台保卫战就是最好的证明。面对势如破竹的蒙古大军,长江流域的百姓奋起抵抗。蒙古大汗蒙哥亲率大军,相继占据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广安大良城等,迫近合州。蒙哥汗遣宋降人晋国宝至钓鱼台招降,为宋合州守将王坚所杀。随后便开始了长达数月的钓鱼台保卫战,蒙古大汗蒙哥战死,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经此一战,使宋祚得以延续20年之久。一直到后来,南宋灭亡后,在忽必烈承诺不伤害城中百姓的情况下弃城,守城的32名(一说36名)将军全部拔剑自刎,可谓忠烈千秋。
同样在长江流域这片土地上,精忠报国的岳飞浴血沙场,不仅仅宋朝的百姓仰慕爱戴他,就连对手金国人也为之叹服,并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的感叹。自南宋以来,岳飞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赞誉,其忠臣勤勉,精忠报国的事迹鼓舞了历代有抱负,有志向的士人报效国家。在元朝蒙古族大臣脱脱主编的《宋史》一书中对岳飞做了极高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绎、灌之为将, 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说明在元朝的时候,岳飞已经得到了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民族的认可和尊崇,虽然限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蒙古统治者对于岳飞的认识会存在不全面的地方,但也能体现出岳飞在民间的包括对上层社会的影响。一直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民族混杂的太平军在初期由南向北一路势如破竹,捣毁了很多象征封建的庙宇,唯独在攻克杭州时却保留了位于西子湖畔的岳坟和岳庙。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代统治者均尊奉岳飞并对岳飞庙加以修缮,直到现在,中国许多地方为纪念岳飞修筑了岳王庙,规模较大的有安阳汤阴、杭州、朱仙镇、靖江、宜丰等地的岳飞庙。说明岳飞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他身上体现出的高尚名节更值得人们为之称颂。
而对于普通士人和百姓在关于名节问题也有确切记载,从中我们也已感受到当地的尚名节的民风,例如万历《杭州府志》记载:“省城士夫,多爱惜名检,不敢以贵势凌人,乡人以事争竞来质者,多闭门谢之,无敢武断,凡置买田宅,皆平价贸易,若度越疆界、公行占据者,辄为清议所摈。山泽舟航之利,世业在,人不忍攘之,以自封殖,盖虽无公仪拔葵风度,而自放于礼法之外者鲜矣,至于大夫守令,有恺悌宜民者,同声颂之,无异词。其执持公道,崇让清议,为列郡称首。庶民虽日觐上官威仪,至以狱讼造庭者,匍侧不敢出气,其驯良畏法如此。”“乡先达有于肃憨之勠力王室,不顾私家,故其民尚奇节,而耻言势利;有胡端敏之慷慨致身,见形察影,故其民长虑却顾,而务抉幽微。有王佥宪琦之清介绝俗,故其民知廉洁而好义;有项部中麟之力却馈遗,故民多检伤而恶贪,近世如江大参之世笃忠贞,惠宪副隆之杜门扫轨,张少参铨之不昵贵幸,翁太守相之静退自甘,许右史应元之内外修洁,高文端仪之正色立朝,江学宪圻之纯孝清修。此数君子者,大则成功于再造,次则义烈于乡邦,次则行修于一己,斯皆足以激励士心,敦厚风俗,为航之表式,彬彬盛矣。”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吴越人民上到士大夫下到一般百姓,均看重自身的名节,并以此规范着自己的行为方式,整个社会一派祥和气象。到了明末清初之际,在吴越地区又有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样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民众为反抗暴虐统治,捍卫民族传统挺身而出。在198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嘉定忠臣:儒学在17世纪中国的领导地位及社会变革》一书中,作者邓尔麟论述了嘉定侯(峒曾)、黄(淳耀)以及龚、沈、徐、张四大家族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清斗争中反映的儒学思想。以黄淳耀、侯峒曾等为杰出代表的嘉定士绅,把节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尽管只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当民族危难之际,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起,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近代直至抗日战争时期,长江流域也是作为全国抗日战场最重要的战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付出和牺牲。从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开始,长江流域便作为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从南京大屠杀到重庆大轰炸,日寇妄图借此碾碎长江儿女们的斗志,并最终吞并整个中国。但直至战争结束,日本人的图谋都未能实现,长江流域这片土地则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事迹。比如在巴蜀,川军出川抗战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抗战期间,出川抗战的川军在40万人以上(不包括以后各部队自行补充数)。川军三期出兵抗战,参加了正面战场上几乎全部大的会战。川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据不完全统计,在战斗中为国捐躯的有26.3万多人,负伤35.6万多人,失踪2.6万多人。在抗战中饶国华、王铭章、许国璋、李家钰等川军高级将领殉国。此外,四川为抗战贡献的兵役劳役、粮食、税收等也是全国最多的。抗战中由于兵员损失严重,各地兵员征集任务随之加重。抗战时期,全国征兵总数1400多万,四川征兵320万,占1/5强。四川壮丁不仅总量大,且作战勇敢,遂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四川还大量征用民工进行国防工程建设和地方建设。当时以四川为基地而抢修的川陕、川滇、川黔、川湘、滇缅等交通路,前后从四川征工总计在250万人以上。全川又新建空军基地33处,前后征工共计90万人。两项合计征工在340万人以上。不仅是出人,四川为抗战出钱也最多。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抗战时期国家总计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可以说在那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危亡的战斗中,巴蜀人民为最后的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荆楚,湖北战场是全国抗战的重要战场。血腥的占领,疯狂的杀戮,全省民众伤亡逾93万人,九成县市曾被日机轰炸,但日寇的凶残从未击垮荆楚儿女的斗志。荆楚儿女与全国军民一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尊严,谱写出近代史上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壮丽史诗。抗战时期,打死打伤日寇15万人,日军高级将领9人在鄂毙命,在湖北进行的武汉会战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具有重大意义,正是由于我军民坚强抗战粉碎了日寇亡我中华的企图,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众多抗战史家评价:湖北抗战规模大、地域广,歼敌人数多,在全国十分少见。在中日之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湖南作为中部省份却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整个抗战期间,双方共计投入20万以上兵力参战的大规模会战打了20多次,第九战区基本独立进行的达8次之多,而在湖南境内就有6次,4胜1平1负。经历战事之多,战绩之盛,为全国各省区所仅见。湖南人坚韧的“犟”劲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又一次展露无遗,死死克制住了日军的凶顽。那时国军的兵多是就地征召的,数十万湖湘子弟补入第九战区部队,包括第74军、第4军这样的铁血精锐,随时保证了部队的持久战斗力。1944年3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上将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发言中指出:“湖南省战时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需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 这番话令与会者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日军也有类似评价。从古到今,长江流域的人民始终站在民族危亡时刻的第一线,践行着重名节的传统,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从上述所言,我们不难看出长江流域三大文化区所特有的节庆习俗和它们的名节观。长江三地不仅节庆种类特别多样,在具体的节庆习俗中表现出的庆祝方式和特有的食俗文化都透露出当地特有的文化内涵。从那些节俗上我们可以看出三大文化区的人民对于节庆的重视,这些节俗久经沧桑,凝聚着历代长江三大区域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感且传延不衰,强化了当地人民的文化记忆和心理认同的价值;维系了团结、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价值;激发与释放情感、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这些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也是长江流域农业文明的缩影,是这里的先人追求天人和谐的产物,同时也是长江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长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古到今,长江流域三大文化区流露出来的爱国忧民、自强不息、勇于反抗外来侵略的名节观从未改变。同时民风淳朴,重礼守法,洁身自好的风气使得整个地区一派安详和谐。名节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重要观念与精神。传统名节意识鼓励人们要重名节,称名于世;要以德、功、言“立实名”;以正道恒毅守护名节。儒家伦理文化重视并培育了名节意识,使名节意识渗透到民众的人伦日用中。传统名节意识鼓舞了中华民族求不朽、重节操的民族精神;形成了长江三大文化区社会重德治、尚“无讼”的社会风气;塑造了当地士人百姓重自律、尚荣辱的“集体良知”。直到现在,名节意识作为集体良知,依然会继续支配着长江三地人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引导着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继续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文明。
【注释】
[1]孙俊、张慧、王桥、沈渭寿、孙明:《利用环境一号卫星热红外通道反演太湖流域地表温度的3种方法比较》,《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1年第2期。
[2]潘雄华:《江南水乡古镇场所精神的解析与再现》,江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3]刘玉堂、张正明:《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4]郦道元撰,陈桥驿译注,王东补注:《水经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279页。
[5]潘雄华:《江南水乡古镇场所精神的解析与再现》,江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6]潘雄华:《江南水乡古镇场所精神的解析与再现》,江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7]何展宏:《湖北洪湖瞿家湾古镇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8]邓先瑞:《长江农业文化的自然生态条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4期。
[9]邓先瑞:《长江农业文化的自然生态条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4期。
[10]金桂云、张远琴:《长江流域的亭台楼阁》,长江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11]金桂云、张远琴:《长江流域的亭台楼阁》,长江出版社,2015年,第53页。
[12]金桂云,张远琴:《长江流域的亭台楼阁》,长江出版社,2015年,第90页。
[13]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卷三九《醉翁亭记》,《四部丛刊》景元本,第1193页。
[14]金桂云,张远琴:《长江流域的亭台楼阁》,长江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
[15]金桂云,张远琴:《长江流域的亭台楼阁》,长江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16]金桂云,张远琴:《长江流域的亭台楼阁》,长江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17]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18]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19]湖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湖北省志·农业(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40页。
[20]董楚平:《广义吴越文化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39页。
[21]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林业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22]湖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湖北省志·农业(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5～286页。
[23]杨开良:《我国竹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经济林研究》,2012年第2期。
[24]朱汉民:《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5]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第2页。
[26]周积明:《湖北文化史(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05页。(www.xing528.com)
[27]苏辙:《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中华书局,1990年,第370页。
[28]吴恩培:《吴文化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4～135页。
[29]姚乐野:《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研究》,四川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30]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31]吴恩培:《吴文化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32]吴恩培:《吴文化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9、70页。
[33]袁庭栋:《巴蜀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34]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35]董楚平、金永平:《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
[36]袁庭栋:《巴蜀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37]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38]董楚平:《广义吴越文化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38～339页。
[39]肖东发:《天府之国·蜀文化的特色和形态》,现代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
[40]徐潜:《中国南方地域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41]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42]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43]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44]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45]彭荣德:《花巫术之谜》,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46]王玉德:《长江流域的巫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47]马晓京:《禅林梵音——长江流域的佛教》,武汉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第7页。
[48]程良达:《巫觋荣枯——长江流域的巫风与巫术》,武汉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49]王家祐:《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第166页。
[50]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1页。
[51]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
[52]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3～304页。
[53]夏日新:《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页。
[54]夏日新:《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55]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
[56]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57]董楚平、金永平等:《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7～528页。
[58]王仁兴:《中国年节食俗》,北京旅游出版社,1987年,第75～76页。
[59]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
[60]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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