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不仅信巫鬼、重淫祠,而且宗教繁盛,现以佛教、道教说明。
1.禅林梵音——佛教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不久就传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到东汉中后期又传入长江上游的四川。[47]
佛教之所以能在传入中国内地之初就传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归功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家贵族楚王刘英。据《后汉书》记载,由于楚王刘英本人信奉佛教,鼓励佛教,其封国境内已初步形成了一支佛教徒队伍。而刘英所管辖的范围正是现在的江苏、安徽、河南、山东交界处。
中国第一个僧人正巧也出在长江流域。佛教初传入中国时,汉人是不准出家为僧的。因此,汉代僧人基本上是从印度和西域来的。但是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严佛调。据史书记载,东汉末期的严佛调就是中国最早的汉族僧人,他是下邳人,即今江苏宿迁人。他是桓帝、灵帝时在洛阳译经的安息僧安世高的弟子,而且译经在当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三国时期,佛教开始流传开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佛教流传和繁荣的一个重要地区。佛教重心的南移过江,是在三国的东吴时期。由于为数众多的僧人长期活动,佛教得以广泛传播,东吴首都建业甚至成为与洛阳分庭抗礼的南方佛教中心。孙吴政权对佛教的支持态度促进了江南佛教的发展。佛教在东吴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长远的影响。佛教开始进入士族的交游圈子,并逐渐为他们所认可。名僧于支谦对佛经的本土化翻译使得佛经在江南长久流传。两晋之际,中原不少佛教名僧南渡避难,一到南方就积极开展传教活动,使得佛教在长江流域得到更迅速、广泛的传播。当时,长江流域的佛教传播中心有三处,分别是襄阳、庐山、建康。
继东晋之后,南朝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汉译佛经基本上完成了介绍的使命,中国佛教僧侣开始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出现了许多以研究某一部分佛典为中心的学派,这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做了资料和理论的准备。佛教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至隋唐而极盛,其标志就是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宗派的相继形成。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几个关键人物,如用中国本土文化来解释佛教思想的东晋佛教领袖释道安,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开创者智觊,禅宗六祖的曹溪惠能大师等。
唐代还有两位因为远涉异国而知名的高僧,他们也与长江流域相关。这两位高僧,一位是西行求法的玄奘,一位是东渡传法的鉴真。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并不是在长江流域度过的,但他们在这里度过了重要的成长期。长江流域发达的佛教文化,涵养了两位高僧丰富的知识储备,锻炼了两位高僧的行动能力,他们才得以万里迢迢,去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五代以后,佛教更为世俗化,有更多元的经济形式,也与中国传统民间底层信仰有了更多融合。吸收佛教元素后,民间信仰又产生了如白莲教这一类异化的宗教形态。因为北方战乱较多,加上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华文化重心南移,佛教重心也向南转移。
明末清初,有大量遗民出家为僧,尤以曾经有激烈的抗清运动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最为盛行,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对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晚清以来,衰落了数百年的中国佛教,大致在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复苏、革新和发展,形成中国佛教的现代形态,是为近现代的佛教复兴现象。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以上海为龙头,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率先向现代转型的地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因此也是近现代佛教复兴和变革的先行地区和主要基地。
佛教复兴热潮,也促成了佛教对自身的反省和改革。佛教改革家太虚提出的诸项改革计划,影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现代形态,成立了现代佛教组织、佛教刊物、佛学教育机构。在这方面,长江流域的佛教界勇开风气之先,佛教组织、佛教刊物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最负盛名的两个佛教教育机构也都在长江流域。关于近代佛教复兴的内容,除了佛教自身的近代化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经由一些重要僧人的努力,有些宗派开始恢复和振兴。在长江流域,有弘一大师重兴律宗、虚云重兴禅宗、持松重兴唐密等复兴活动。
长江流域的佛教,除了前面所述的汉传佛教,也还有藏传佛教和在云南以白族为主体,在多个少数民族中流传的阿吒力教。南传佛教由于止于鸡足山南麓,而鸡足山北麓始进入长江流域,因此在长江流域影响很小。
佛教多选择在名山大川建设修行道场,四大佛教名山其中有三座位于长江流域,分别是浙江的普陀山,四川的峨眉山,安徽的九华山。
普陀山面积并不大,才12.5平方公里,且孤悬海上,却位居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列,影响远超过峨眉山、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名称的来历,源于《华严经》,全称为“普陀洛迦”,梵语意为美丽的小白花,所以普陀山又名白华山。普陀山成为观音道场,始于唐朝。宋朝时期,普陀山正式成为观音道场,从此普陀山与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齐名,成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到了清代,达到顶峰。共建有3寺、88庵、128茅棚,僧尼达1万多人。因为这里面临大海,风景优美,又是佛教名山,所以被称为“海天佛国”。普陀山现有的寺庵,以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规模最大,合成“普陀三大寺”。
峨眉山,古称蒙山,在四川西部的峨眉县境内,峨眉之名最早见于汉代左思《蜀都赋》:“引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峨眉山层峦叠嶂,古寺幽深,风光秀丽,有“峨眉天下秀”之说。峨眉山最初流行道教,到了唐代,佛教势力超过道教。明清时期峨眉山有大小寺院近百座,僧侣1700多人,以佛山之名闻于天下。峨眉山著名的古寺有万年寺、华藏寺、伏虎寺、仙峰寺、报国寺。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西南,唐以前称为九子山,因李白的“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九子山改为九华山。九华山初为道教圣地,到了唐代佛教势力取代了道教。明清两代,九华山“香火之盛,甲于天下”,佛寺有300多座。九华山现存寺庙70多座,寺庙数量居四大名山之首。其中著名的有化城寺、百岁宫、甘露寺、天台寺等。九华山的寺庙别具特色,因山就势,不拘一格,路边、洞壑、崖顶、峭壁都有寺。其对外形大多采用当地乡村民居的建筑形式,朴实而精美。(www.xing528.com)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就是本土化的过程。佛教吸收了道家、儒家思想,积极依附、融合于本土思潮,以改变自身面貌,并适应中华文化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佛教也日渐深入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了书法、绘画、文学、雕塑等艺术领域。
2.紫气清风——道教
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初创于东汉中后期的顺帝、桓帝年间,至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了,它源远流长,年代久远,和长江流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道教最早的产生地,一是长江流域的巴蜀,当时被称为五斗米道(又被称为天师道),由张陵、张鲁在东汉末创立;二是中原大地,时被称为太平道,由张角兄弟创立于东汉末年。太平道因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的失败很快湮灭,而五斗米道则在长江流域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形成规模宏大的道教。道教之所以在长江流域发展壮大与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长江流域内自然条件多样、文化多元、多种族相互融合,使这里既受到北方文化的熏陶,又接受巫风蛮语的影响。古代巴蜀、荆楚、吴越地区重巫鬼、祀淫祠的习俗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因此,道教与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有着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它吸收了长江流域楚文化圈内产生的哲人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哲学理论,继承了巴蜀、荆楚、吴越盛行的祭祀山川、日月、星辰、鬼神的巫术仪式和相关风俗,网罗了流传与楚文化圈内种种神话和神仙思想。[48]凡是能够为道教所利用的长江流域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道教中。
道教理论的主要来源,是楚文化圈内的两位哲人——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即李耳,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曾当过周朝守藏室之史。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著作《老子》基本代表了他的思想。庄子也是楚文化圈内产生的一位哲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老子被道教塑造为太上老君,庄子被奉为南华真人,《老子》《庄子》成为道教的“真经”。老庄思想为道教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道家,道教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先秦至秦汉时期,巴蜀盛行巫鬼之风,鬼魂信仰的丰富多彩和巫术的多样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四川三星堆遗址充分证明了巴蜀地区信鬼神重巫术的风俗。正是在这种源远流长的宗教意识氛围里,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以鬼立教,创立五斗米道。张陵的五斗米道,是在对巴蜀巫道的融合和改造基础上创立的。张陵在创立五斗米道之前,便加入了巴蜀原始巫教集团势力氐羌人的“丘”社。当他对当地巫教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后,就开始了这种改造、融合。总之正如王家祐所说:“巴人的鬼道,蜀人的仙道,经张陵改造称为道教的主干‘天师道’。”[49]
而道教的斋醮、法术等许多内容是从楚地巫师们的巫术演化而来的。比如道士用符咒治病要走“步罡踏斗”的“缭绕”执法,就是从楚巫给人治病所走的“禹步”直接继承下来的。正如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所言:“道教的斋醮,是从古代祀神、祈福等巫术仪式中发展起来的,其中祀神仪式是道教醮仪的先声。”[50]
秦汉时期吴越地区盛行念咒的巫术。葛洪在《抱朴子·至理》中说:“吴越有禁、咒之法,甚为明验。”汉代吴越百姓相信巫师、方士,能驱鬼治病,即使家财破尽,也无怨无悔,正是这种狂热的迷信,为道教诅咒法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心理土壤。
晋至唐宋时期,道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道教本身的理论不断完善,宗派繁衍不断,涌现出了一大批道教学者,仅在长江流域著名的就有:五斗米道的“创教天师”张陵、茅山道的开创者陶弘景、净明道的祖师许逊、上清派的魏华存、神霄派的王文卿、道教名著《抱朴子》的作者金丹仙翁葛洪、道学冠冕杜光庭、“睡仙”陈抟等。这时,在长江流域相继产生的宗派有:阁皂山灵宝派、茅山上清派、龙虎山天师派等三山符录及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天心派、净明道等符录支派,还有专讲内丹修炼的金丹派南宗。至元代,这些道派都合并为正一道,与北方道教的另一道派全真道相抗衡。而全真道也渡江南传,势力遍及鄂、赣、江、浙一带。
道教认为,地处名山之中的洞天福地是神仙居住胜境,魅力无穷。为了宗教修行的需要,凡人道士们在洞天福地种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宫观胜迹。长江流域的道教名山、祖庭、宫观胜迹如繁星点缀,灿若星河。唐末五代时的杜光庭在《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对道教的洞天福地即名山做了详细的记载,“包括10大洞天、36小洞天、72福地,合起来是118座。它们分布在中国的15个省区,而以长江流域为多,如浙江27个,江西18个,湖南19个,江苏11个,四川5个,等等,占总数的70%左右”。[51]这些洞天福地都被赋予了浓郁的仙境内涵,都有瑰丽的神仙传说和丰富的仙真遗迹。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名山为修道者提供了栖隐、采药、炼丹、修行的理想场所,道教瑰丽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仙真遗迹则为名山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和迷人的魅力。这些名山至今绝大多数仍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地,如云南魏宝山、四川青城山、重庆丰都名山、湖北武当山和九宫山、湖南衡山、江西阁皂山和龙虎山及三清山、安徽黄山、江苏茅山、浙江天台山和烂柯山等。武当山、青城山、龙虎山、三清山、黄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茅山道院、杭州抱朴道院、龙虎山天师府、武汉长春观、武当山紫霄宫和太和宫、成都市青羊宫、青城山长道观和祖师殿是全国重点宫观,武当山紫霄宫和金殿、龙虎山天师府、苏州玄妙观的三清殿等被列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道教宫观或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或静立于闹市高墙之内。道教宫观的选址总能体现中华传统生命哲学之要旨,体现动静结合之妙趣。道教名山和道教宫观结合产生了深山藏古观、幽径通殿堂的画面。道教建筑、绘画、塑像、音乐等艺术,均体现出本土哲学的神秘和祥和。当游人游览道教名胜时,能同时欣赏中华大地的美好风光,也能体味道教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
苏州玄妙观,是苏南一带最古老的大型殿宇建筑。其上檐内槽上昂斗拱的建筑在国内绝无仅有;三清殿中的老子像碑,为我国唐宋时期绘画、书法和雕刻艺术之精品;观中的斋醮音乐是我国主要的道观音乐之一。位于成都平原的道教圣地青城山,南北朝至今都是巴蜀地区道教的中心地。从晋代始,青城山开始建道观,隋唐两宋时期,山中建起大批道观。至今仍保存有建福宫、常道观、祖师殿、上清宫、玉清宫等。位于湖北省的道教名山武当山,在明代发展到极盛,甚至成为“皇家寺庙”,明世宗时武当山宫观建筑空前宏大,形成9宫、8观、12亭、36庵堂、72岩庙等整套关联完整而宏伟壮观的建筑群,成为全国最大的一处道场,并由皇帝直接派遣藩臣、提点管理,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此外,武当山的武术、音乐、法事、药膳等也蜚声海内外。现在,武当山以其独特神奇的自然景观和宏伟玄妙的人文景观,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道教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道教宇宙观、道教人生观、道教哲学、道教神学、道教法术、道医养生、道教文学艺术、道教武术等诸多方面,它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化学、地理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至于道教“天人合一” 的思维方式、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抱朴求实的价值取向、崇简抑奢的生活信条、与世无争的处世之道、重生养生的人生追求,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伦理道德、民风民俗等的塑造更是无与伦比。林语堂曾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鲁迅深刻指出“一国根底全在道教”,可谓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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