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巫术、重淫祀在长江流域由来已久,数千年来连绵不绝,现以地域论之。
1.长江上游地区的“信巫鬼、重淫祠”
巴蜀地区历史悠久,巫文化也是如此。自两千年前巴、蜀古国的文化遗存,直至今日方志中记载的民国风俗,巫文化可随处寻觅。如四川的《合江县志》(卷六·民国十八年铅印本)记载:“人之祀之也,其崇功报本之情,恒不胜其缴福禳祸之念,于是僧道、巫觋、祝史遂缘鬼神以求食,而愈肆其诳诱。其禳解厌胜之术,则有收骇、烧胎、扬关、上锁、延生、拔案、填还、梅山、五道、打十保、送花盘、还茅人、裨星辰、还泰山、捞油火、砍红山等。交通鬼神之术,则有观花、照水、关亡、走阴、磨光、降神等。崇人则有放五猖、放小神子、养樟柳神等。其说皆荒诞离奇,不可穷诘,而妇女信之尤深。”[42]
巴人崇拜的祖先廪君,就与巫文化有关。李贤在《南蛮传》注文引《世本》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蜒。”根据取名习惯,巫蜒是名叫蜒的巫师。《山海经》记载有巫咸、巫彭、巫凡等十几位巫师,巫蜒就是这样的一位巫师。巫蜒的事迹虽不可考,但这则材料可以证明廪君的祖先以巫术为职业,廪君时代的巴文化应当就是巫文化。
古蜀国最早有蜀山氏,后有蚕虫氏王朝,还存在过鱼凫王朝。20世纪在蜀地发现了古蜀王都遗址,史称三星堆遗址。遗址大约距今3000年,相当于商代,迄今已发现十余万件古文物,其中有许多器物显示跟巫文化有关。三星堆遗址有两个大型的祭祀坑。坑内出土了一件青铜铸人神像,神像高260厘米,面目狰狞,据考古学家判定,这个铜像应该是古蜀国的巫师。此外还发现数十尊人面铜像、金面罩等,金面罩被认为是巫师的法器,可用来驱鬼。三星堆文化虽沉寂地下,但巴蜀巫文化仍绵延不绝。
即使秦统治巴蜀时期,巫文化、祭祀文化也未曾中断。战国时李冰父子在岷江治水,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变成天府之国,民间感激李冰父子的功绩,将二人奉为水神,修建了二王庙。蜀地每到夏历六月二十四日二郎神诞生日就举行隆重祭祀,地方官员都要亲临现场。
三国时代,诸葛亮治蜀,在南中地区采用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站为下”的建议,平定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叛乱,安定了南中。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初定,夷汉粗安”,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方针政策与经济因素外,他还十分重视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据《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载:“其俗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诸葛亮仍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诸葛亮制作此图谱的意义,是表示尊重当地的巫风巫俗。
诸葛亮本人也精通占星术、八卦术等巫术,并有所实践。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述:蜀吴联合抗魏,诸葛亮屡次出兵不利,积劳成疾,他夜观天象,大呼:“吾命危在旦夕矣。”并对姜维说:“吾见三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以变其色,足知吾命矣!”诸葛亮希望通过祈禳以避凶,于是命令姜维率领49个士兵环绕帐外,在帐中陈设祭物,每天祝告天帝,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不料,魏延鲁莽闯入帐内,碰灭了主灯。诸葛亮长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主灯已灭,吾岂能存乎?不可得而禳也!” 不久,即离开人世。在这个故事中,诸葛亮充当了巫师的角色。
清末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介绍成都的巫术时说:“端公,即巫教也,及所居之宅曰端公堂子。省城凡89人,警局发有规则,类此之女巫如观仙、画蛋、走阴等等,均经警局禁革。所演之法事有解结、度花、打梅花、接寿、打保符、收鬼等名目。”
民初,巴地仍盛行巫术。据《巴县志》记载:“商鬼信巫,巴俗至今犹然也。”如请巫医施法术治病比比皆是,方法各式各样:请巫退病,以烟墨涂巫面,大声疾呼,赤身跳舞后乃席地而坐,仆役与之对饮共食,谓之“合梅山”。其用一巫禳病,谓之“小送”。请巫削桃木作符,朱画符号,谓之“钉符”。或书符封水满婴,倒悬梁上,谓之“起海水”。或信星士言,命犯关煞,招巫作法,直刀前悬锁,抱小儿由刀经过,请宾开锁,谓之“开关”。
不仅民间信仰巫术,就连军阀混战时,也采用巫术之法,这与先秦战争几无二致。民国时期,四川有“二刘”争斗。当时刘文辉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任四川善后督办。两人都拥有军权,都想成为四川老大,并且两人都迷信巫术。传闻刘湘身边的巫师刘从云鼓动他“一川不容二流(二刘谐音)”。刘湘任用神道治军,1928年在重庆南岸真武庙设黄坛作法,扶乩降谕。而刘文辉曾经请巫师扎稻草人,将刘湘的生辰八字放入草人腹中,用刀刺破草人身体,企图用巫蛊迫害刘湘。刘湘听闻此事后,请神仙化解巫术几轮斗法后,刘文辉占据了西康,刘湘占据四川。
成都平原的巫术到了20世纪才渐渐消失。据民国十年的《金堂县续志》记载的信仰民俗:“巫祝之风,如禳星、拜斗等类,疾病之家、愚民偶一为之。近日民智渐开,知信巫不如信医故斯事渐罕见。”
2.长江中游地区的“信巫鬼、重淫祠”
荆楚大地常以巫风著称于世。
上古时期,荆楚大地就巫风流荡,无论是山野村寨,还是宫廷市井,无不信巫鬼、重淫祀。
商周时期,楚地巫风尤炽。楚人崇拜祝融,祝融是楚人的祖先,也是邦国之大巫。祝融的事迹见于《国语·郑语》和司马迁的《史记·楚世家》,传闻他是高辛的火正,即火官。张正明认为楚人的祖先就是祝融,祝融有三个职责,第一是观天象授时,第二是点火烧荒,第三是守燎祭天。“祝融凭自己的天文知识、历数知识和巫术特长,成为专职的大巫。”[43]大约在周成王时期,即公元前1010年前后,楚地的熊绎正式被封为诸侯。熊绎在世时,要经常向周天子进贡苞茅等楚地物品。据张正明先生考证,苞茅有五个用途,第一是做神的坐垫,第二是做酒以敬神,第三是望祭,第四是做宗庙和王宫的门檐,第五是代表宗庙和社稷。张正明指出:“熊绎这位楚国的始封之君虽号为子男,而实为大酋兼大巫。”[44]
楚人认为自己是日神的后裔,因此服装崇尚红色。作为从北方迁往南方,并与当地土著融合的一个民族,楚人一路走来,筚路蓝缕,艰苦卓绝,历经劫难,因此楚人形成了忠君敬祖、爱国尚武的精神,对于祖先的缅怀崇敬,致使楚人对于鬼神的祭祀极其虔诚。
春秋时期,楚国历经武王、文王等11代君主。其间,楚国一直保留有巫师的职位,占卜预测之风不断。这类人曾被称为楚国的“六宝”之一。《国语·楚语》记载:“楚之所宝者,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楚王经常利用占卜来进行人才的任用、战争的预测以及吉凶的判断。比如楚成王时,曾任用巫师来判断战争的胜负和人的存亡。楚灵王时,曾极度信任巫师,认为只要有虔诚的信仰,就可御敌于门外。楚惠王时曾以占卜来决定官吏的选拔与任用。
楚国曾出现世代以巫术为职业的家族——观姓家族。观姓家族最著名的是观射父。观射父对楚国的政治、外交有诸多贡献。《国语·楚语》曾对观射父有过记载:“王曰: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观射父精通祭礼,认为祭礼的作用是为了进行教化,让民众和睦相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秦国统一天下后,楚国的贵族阶级烟消云散,但楚地的巫术却保存下来,在楚地继续繁衍。《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东汉晚期,佛教开始传入长江流域,起初,佛教与巫术各行其是,互不干扰,但随着佛教的壮大,巫术的影响逐渐缩小,但衰败的过程极其缓慢。而且巫术也吸收了佛教的若干教义,内涵越来越复杂。民国时期,荆楚流行的巫道仍沿用神水治病疗法,但完全属于骗术。据一贯道头目王效峰回忆:1939年,民间传闻有瘟疫大流行,天神赐了仙丹,仙丹泡在水中,稀释成仙丹水,可以治疗百病,每粒丹需交十多枚铜钱,其实,仙丹只是一粒绿豆而已。(www.xing528.com)
巫风在鄂西南、湘西保存得尤为持久。鄂西南在历史上流行的巫术有各种名目,如还愿跳神、破石打胎、捞油锅、上刀竿、降童子。清代同治五年的《来凤县志》记载:村民颇信巫觋,疾病不服药,多听命于神,方邑侯《竹侬诗》:女梦山鬼纷勾惹,长奉巫师不信医是也。一日“还天王愿”。病中许之,愈则召巫酬之,植伞大门外,设天王牌位,割牲陈酒醴,烧黄蜡香,匍匐致敬乃已。席地欢饮。有忿争不白者,亦兒神出,披黄纸钱,各立誓词,事白乃已。一曰“还傩愿”。延巫屠豕,设傩王男女二像,巫戴纸面具,饰孟姜女、范七郎,击鼓鸣锣,歌舞竟夕。
湘西山区有巫师“下阴术”,即巫师作法,使凡人在一段时间内“神灵附体”,凡人就具有了神的职能。被下阴的人往往是女子,据说女子的骨头轻一些,容易起飞。据民俗学者彭荣德介绍:巫师请神毕,使人去村头土地堂燃油香三支,然后指令“下阴者背对神坛而坐。下阴者双眼用黑布蒙住,双脚步并拢,脚尖触地,脚跟踮起。双手燃一炷香抱在胸前,可见其烟多为下阴者吸入鼻孔,且其脚跟处还闷烧一小堆棉花籽,烟雾缭绕,依稀仙境。倘若下阴者一被‘发’起,登入仙境,则见其口水、眼泪流淌,摇摇晃晃不能自控,似乎真入了忘我德仙境。”[45]
3.长江下游地区的“信巫鬼、重淫祠”
吴越一带的巫文化历来十分活跃,毫不逊色于长江中上游。
吴越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含有巫术的器物。比如1986年在浙江省余杭县发掘的良渚文化墓,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有玉琮、玉饰、玉钺等,玉器有的呈人兽面,其中许多是通天神器,有的饰有神鸟,这表明上古时期长江流域对神兽、神人的崇拜,说明原始社会时期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观念。
春秋以降,吴越之地巫风尤盛。春秋战国之际,伍子胥为吴国建造城市,行军布阵,均按天、地、人、鬼四门建设,史料记载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勾践认为神巫的子孙死了以后,仍然具有巫术力量,可以颠覆吴国军队的战船。吴越之地,巫有专门居住的场所,死后有专门埋葬的山丘。汉代,巫师的名气仍然很大,应劭《风俗通义》记载了当时越地的巫风:“会稽俗多淫祠,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赋敛受谢,民畏其口,惧被崇,不敢拒逆,是以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三国时期吴国巫术盛行。《搜神记》中记载,吴国君主有病时请巫觋诊治,用巫术捉鬼,巫师捉到鬼时,吴主竟信以为真。宋代,江浙流行在腊月赶鬼。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腊鼓》中记载:“胡州土俗,岁十二月,人家多设鼓而乱挝之,昼夜不停,至来年正月半乃止。问其所本,无能知者,但相传云此名‘打耗’。‘打耗’云者,言警去鬼祟也。”
吴越地区,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易生疫病,故水神崇拜尤甚。有水之地,皆有神灵,如玄天上帝、妈祖、白龙神、五龙神、太湖神、天后、水仙,等等。有人调查,江苏的觐县曾有60座祠庙,苏州市吴中区曾有54座。[46]供奉的神有龙、大禹、天妃等。民间一方面希望水神保佑平安,另一方面怀念有功劳的历史人物。如先秦的伍子胥、汉代的陈平、南朝的顾野王、南宋的李禄。之所以供奉这些神,不外乎纪念他们的功绩,期望诸神再立新功。中国人的这种实用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如顾野王是吴地的大儒,在吴地修建水利,造福后人。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吴郡江海泽国,而太湖居娄淞上流,每多风潮之灾。公以铁柱正之,至今永无潮患。其益农田之功,更莫大焉。建祠邑北门外。”
江苏北部有洪泽湖,淮水汇于湖中。这一带流传“巫支祈”的神话,传闻巫支祈是水神,被大禹制服。晚清薛福成在《庸庵笔记》说:“今洪泽湖滨之龟山有井,名曰巫支祈井,相传神禹锁巫支祈于此,有大铁链系于井栏,垂于井中,其下深黑,莫窥其底。明季及国初,尝有人拖铁链出而视之,盖一老猴也。”
炽烈的巫风,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寻医问药、结婚生子。
明代嘉靖年间修的《江阴县志》记载了当地流行的巫风,有一首打油诗云:
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
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
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肴神勿怪。
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
巫言汝寿当止此,神念汝处赊汝死。
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
这首诗反映了明代时江苏的乡村巫风盛行,有病不吃药,请老巫师降神驱鬼,儿女们在一旁料理忙碌,如果巫师宣布患者生命已经到头,人们就只好准备丧事。
明末的浙江,曾有嫁女于神的事件。《松江府志》记载:松俗颇尚淫祀,信师巫。城市乡镇迎神祈赛,男女并集,远近若狂,舟车饮食,又靡费无算。崇祯庚辰,葑澳塘杨某以病祷里中神庙,入寝祠。偶言神尚缺配,巫遂以迎娶谋于杨,杨许之。乃诡言神托梦择婚,属意某工,乡愚惑畏,以杨以主媒,具礼,整花舆,将女嫁神。好事者飞舸四集,列火炮,驾矛戟,以数百艘。郡守方公岳贡正首事者以法,乃止。
晚清吴越人们对巫鬼的迷信,越来越浓,已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进步。1903年,《江苏》发表《社说》一文指出:“江苏,古之吴地也。吴俗信鬼,由来旧矣。不独吴人也,充中国而人人信鬼,则四百万万里之地,四兆黄族人民,说鬼话,释鬼像,祭鬼食,施鬼钱,畏鬼祝,求鬼福。无时不鬼,无地不鬼,无人心目中无鬼。”同年,陈幌在《浙江潮》发表《续五鬼论》,分析当时的国情说:“亚洲之东,有待亡之老大帝国焉,亦一信鬼神之国也,各行省中,庙宇不知其几千万家,香火不知其几千万种。今岁甲地之神兴大会,明岁乙地之神兴小会,某日某神诞也、某所某鬼现矣。漫淫谤漶,忘返流连,故风俗如中国,实可称为纯粹信鬼神之国。”言语虽然激烈,但却说出了时代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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