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研究: 晚清民国的欧式风情与东方巴黎

进入19世纪,当东方的清王朝逐渐由盛转衰,逐渐散发出衰老腐朽的气息时,西方世界却陆续进行并完成了工业革命。一直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先进角色的中国从这一时期开始远远地落后于西方。

19世纪以来,世界开始形成一个整体。出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迫卷入其中。为了打开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开拓中国市场,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由此成为战争的主战场和重灾区。定海保卫战、吴淞保卫战、镇江保卫战等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但仍然不能填补中西方在各方面的差距,战争最终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吴越地区的宁波、上海被开放为通商口岸。此后,其他西方国家相继来华,迫使软弱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一系列条约,镇江、芜湖、温州、苏州、杭州、南京等城市陆续开埠。长江下游地区成为较早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地区之一,国人也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清醒过来,开始认识到古代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巨大差距。

在上述背景下,吴越人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洋务运动中,长江下游地区是洋务开展的重点地区,不仅有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派代表历任两江总督,开办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安庆内军械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工厂、企业,还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与翻译人才,民办企业也在此时受到鼓励,逐渐起步,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与此同时,大批西方人来华,拥有众多通商口岸的吴越地区又一次受到了西学的洗礼。全国闻名的吴越翻译人才李善兰、王韬、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在墨海书局、花华圣经书房、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机构工作,翻译出大量数学、植物学、天文学、医学、光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图书。在接触西方的过程中,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人率先认识到只学西方的“器”是不够的,开始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派退出舞台,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思潮成为主流,政坛上发生了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改变。这一时期,吴越人士在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上做出了诸多贡献。吴越人创办报刊,成立新式学堂,举办学术性质或文化性质的学会,发展实业,开办工厂、银行,出版业巨擘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都是在此时兴办起来的。借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以上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短暂繁荣,民族资本开始投入金融领域,江浙财团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庞大的经济实力与先进的文化教育,为吴越人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阶段的发展打下基础。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拉开大幕,这也标志着中国走入了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阶段,对于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吴越文人在这一时期贡献的力量颇多。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实行兼容并包政策,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吴越新文化运动主将聘入北大,吴越文人为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五四新文学前驱的白话文运动也是由胡适等吴越人主导的,这与吴越地区盛行白话报、流行白话小说有着莫大渊源。此外,五四新文学中也涌现出郁达夫、叶圣陶、鲁迅等新文学的代表者,他们的文学作品与思想深度对推动国民觉醒与中国文化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www.xing528.com)

上海在吴越地区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既集中体现了吴越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桥头堡。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具西方色彩的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从街边的咖啡馆、舞厅、百货公司、洋房、电车,到男士们的西装、礼帽、怀表与女士们的洋装、高跟鞋、香水,处处显示出了西方文明的印记,甚至巴黎的时尚新动态隔天就能在上海发现。但这并不代表上海的全盘西化。如果说女士的旗袍与男士的中山装是中西结合的物质文化表现,那么海上画派与海派文学恐怕就可以算得上是中西结合的精神文化表现。上海兼具了吴越文化的精致、典雅与西方文化的时尚、理性,体现出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个性。这种文化个性的产生不仅来自西方文化的介入,更多地是源自吴越文化开放包容、勇于拓展的文化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