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百多年的分裂混战,开皇九年,陈为隋所灭,南北再一次实现统一。在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混乱后,中华大地上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
北方地区多年战乱,农业生产严重衰退,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在六朝政权的着力开发下发展迅速,成为衣食无忧的富饶之地。于是,隋灭陈后面临着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不合一的局面。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隋炀帝下令开凿运河。运河的开通不仅勾连南北,使南北成为一个整体,也便利了南北交通往来,运河沿线逐渐崛起了许多商业城市。继之而起的唐朝国力鼎盛,以更加开放雍容的姿态面对四方来客,不但广泛吸收外来文化,自身文化也远播海外。宋代秉持重文轻武的统治风格,文风昌盛,产生了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大夫阶层,升斗小民中也形成了重文的社会风尚。自唐中晚期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直至南宋时期最终完成。重商政策的施行、坊市制度的打破、航海技术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的繁荣,两宋时期成为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元朝统一中国后,版图空前扩展,中外交通水陆交通便利,宽松的贸易政策也为商贸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两宋以来繁荣的商业活动得以持续发展。
吴越地区物产丰富,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粮食、丝绸、茶叶、海盐、青瓷、铜镜、纸张等物产,品质上乘,为远近所求。吴越地区河网密布,濒临大海,造船业发达,造船技术的提升与大运河的开凿更便利了南北内外交通,吴越地区大批物产流通海内外,发展出许多商业城市。唐时有“扬一、益二” 之说,“扬”就是指当时“雄富冠天下”的扬州,史载“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15]“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16]大食、波斯等国商人也汇聚于此,商业特别发达。由于唐中后期国家财政仰赖东南赋税,扬州作为浙西、江西财赋转输之地,地位也尤为重要,“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17]韩愈更有“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之言。[18]润州(今镇江)、苏州、杭州、越州(今绍兴)、湖州等地亦是商贸重镇,富商大贾汇集,水陆贸易往来频繁。尤其是杭州作为南宋都城所在,海内外商品更是云集辐辏,应有尽有,《梦粱录》载:“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19]除内地水陆贸易外,吴越地区的海上贸易也极为发达。明州(今宁波)是吴越地区最重要的海港之一,宋元两代皆在此设立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20]杭州、温州、华亭等地亦逐步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靖康之难后,南宋断绝了中外陆上交通,海上交通更显重要,吴越地区的海上贸易至此达到顶峰。贸易范围近至日本,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货物从茶叶、丝绸、瓷器到香料、珠宝,应有尽有。(www.xing528.com)
隋唐宋元是吴越地区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也是吴越地区对外交流的重要时期。经过六朝时期的文化积淀,吴越地区不仅文风昌盛,文化事业也非常繁荣。儒学方面,在延续唐以来自由解经之风的基础上,吴越地区出现了以浙东事功学派为代表的理学和以四明学派为代表的心学。宗教方面,吴越地区道教与佛教并重。道教有陆静修创南天师道,张伯端创道教南宗,与北方王重阳的北宗并传于世。佛教则不仅有天台宗、禅宗之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创教于此,还有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以此为重要传播中心。科技方面,农业有陆羽隐居苕溪著《茶经》、陆龟蒙撰《茶书》与《耒耜经》、陈旉编《农书》,地理有苏州石刻天文图与地理图、范成大著《吴郡志》,数学有杨辉,医学有朱震亨,纺织有黄道婆,更有沈括这样的百科全书式学者著《梦溪笔谈》。文化事业上,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推动了版刻业的发展。书的种类增多,数量增加,文化传播便利,藏书之风逐渐兴起。
相对稳定的政局、繁荣的经济文化以及开放的对外政策,为海内外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隋唐两代,日本派使者前来学习访问,最澄等学问僧求法吴越,将天台宗传播至日本,形成以京都比睿山为中心的天台佛教文化圈。唐代鉴真和尚亦曾讲学吴越,最后由此东渡日本,不仅弘扬佛法,还将中国医药、建筑、雕塑、文学、书法、绘画等技术知识传播到日本。宋代有日本荣西禅师前来学法,创立日本临济宗,还将茶种带去日本,并引进饮茶之风,对日本茶道发展做出了贡献。元代大批穆斯林来华经商,许多穆斯林定居吴越,在此生息繁衍,不仅传入伊斯兰教文化,还留下了许多建筑遗迹,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中的杭州凤凰寺与扬州仙鹤寺就是当时中外文明交流的最好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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