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研究: 六朝风华，北渡南扬

六朝时代是以黄巾起义为开端的。当农民起义在各地风起云涌的时候,立国近二百年的东汉帝国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边缘。各路豪强地主们借灭贼之名,行割据之实,由此拉开了三百多年分裂的序幕。

黄巾起义与永嘉之乱为长江下游地区经济文化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自董卓之乱开始,南北各地几番混战,形成了曹操统一北方、刘备据守益州、孙权占据江东的三国鼎立之势。西晋统一后不久,八王之乱爆发,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建立政权,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汉矛盾在这一时期迅速激化,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动荡的北方政局将整个北方化为战场。琅琊王司马睿驻守南方,相对安定,部分北方大族因此举家南迁,宗族、部曲、宾客及百姓随行者数以万计,“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13]北方晋愍帝被害后,司马睿建立东晋,定都建康,南北对立的格局正式形成。此后,宋、齐、梁、陈渐次更替,最终为北方的隋所统一。

孙吴立国之初,江东地区还颇有武风,王族孙氏与朱桓、陆逊、贺齐等都为本土重要军事家,主要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山越人也尚武好勇。但两晋南朝后,山越人已被征服,融入汉人之中。而吴门大族中除吴兴沈氏多领有军职外,担任武职的吴越人越来越少,难见于史籍。东晋政权在北方侨姓大族与吴门大族的共同支持下建立,国之权柄主要操纵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北方侨姓大族之手,兵权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家族手中。除此之外,世家大族还有由部曲、宾客、子弟等组成的私人武装,不仅数量颇多,且颇具实力。谢玄以京口、广陵等地流民编练的“北府兵”是东晋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在决定南北政权命运的淝水之战中立下过赫赫战功。北府兵的指挥权最初一直掌握在陈郡谢氏手中,但谢氏门阀被王室司马道子压制后,指挥权转移到了北府兵将领手中。北府兵将领刘裕就是以此为支持力量,建立刘宋政权的。纵观南朝,宋、齐、梁所依恃的武力都是来自北方南下的流民。而到梁武帝时,这些流民集团的豪家将种已不堪任用,以致侯景之乱中“宿将已尽”,^[14]最后坐镇建业的羊侃与平乱的王僧辩都是北来降将,本国竟无人可用,陈朝的建立甚至只能依靠南方土著豪酋。整个六朝时期,武人集团先后从吴越大族转为北方高门世族,再转为南迁江淮的北方流人集团,最后转为南方土著豪酋,吴越地区的武风逐渐淹没。(www.xing528.com)

吴越本为越人活动区,越人尚武好勇,不习诗书,故吴越地区武风兴盛,民风剽悍。秦汉大一统以来,吴越地区逐步得到开发,民风渐次转变。孙吴立国东南后,吴越作为孙吴核心区更是被着力经营,文学之士已能在中原崭露头角,吴门子弟陆机、陆云与顾荣并称“洛阳三俊”。吴越文风虽有增强,但相比诗书传家、世代公卿的北方大族,文化底蕴远远不足。而东晋的建立与北方高门氏族南下则使吴越成为南方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王、谢等大族寓居的会稽更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特殊的文化气氛,文化名流、高僧隐士汇集一方,建安以来北方形成的独特文化气质被带到南方,成为后世笔下的“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便是其中最鲜明的代表人物。六朝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成就很高。在思想上,东晋玄学开始融入佛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尤其对佛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增强了南方佛教的理论色彩。科技方面,天文上有虞喜提出“岁差”概念,数学上有祖冲之算圆周率,医药学上葛洪、陶弘景著《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神农本草经集注》。书画方面,绘画有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等名家,至今流传《女史箴图》《洛神赋图》摹本;书法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兰亭集序》《平复帖》《中切帖》等作品为世人所熟知。文学方面,谢灵运开创山水诗,萧统主持编辑了中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刘义庆作轶事小说《世说新语》,刘勰有中国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

吴越地区的文化面貌在秦汉文风渐长的基础上,经历六朝时期的发展,彻底由武转文。吴越也摆脱了先秦以来中原人眼中落后、野蛮的印象,向柔和、细腻、雅致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