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的饮酒历史至迟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文化时期(约相当于夏末商初)。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的酒器,陶制的有杯、盏、瓶、壶、角瓜、缸、瓮等,青铜的有酒尊、方彝、罍等,还有双手过顶捧着酒樽的青铜人像以及髹漆的陶制酒杯,说明此时饮酒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了。在其后的商周文化中,与中原文化对应的酒器组合更多。战国时期,四川生产的漆酒器十分紧俏,畅销长江中上游地区,它不仅出现在成都、青川、新都、荥经的战国墓葬中,还出现在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甚至远达朝鲜乐浪(今平壤)。
巴蜀地区在商周时期盛行饮酒,在传世文献中都有记载。《蜀志》载:“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56]“开明”就是第四代古蜀国,约在距今2500年迁入成都平原。
一些名酒的生产自先秦直至唐代,一直延续。秦昭襄王时(前306—前251年),秦与巴签订互不侵犯的盟约,盟约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57]巴人的“违约金”为酒,与秦国无价之宝“黄龙”等同。所谓“清酒”,盖以清澈而得名。《醉乡日月:饮酒艺术经典》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饴者为圣。”[58]清酒难得,在先秦是祭祀必用之物,故被秦人看重。《周礼·天官·酒正》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59]巴国盛产的清酒,久负盛名,尤以“巴乡清”为最。“巴乡清”,以产地巴乡村而得名,其地约在今重庆市云阳县龙峒乡。“巴乡清”在后世多有记载。《水经注·江水》记“江水又迳鱼腹县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60]唐代类书《北堂书钞》引《荆州记》亦曰:“永安宫西有巴乡村,村善酿酒。”[61]巴乡村生产的“清乡酒”,可能就是杜甫诗中的“曲米春”,杜甫诗曰:“闻道云安麹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难事,下峡消愁定几巡。”[62]诗中的云安,正是今天的云阳县。
汉代,黔北(贵州赤水河,古属夜郎国)一带的酿酒也有历史记载。《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代夜郎有名酒“枸酱”。[63]秦灭楚后,大量楚人依附夜郎国和古滇国。而秦汉之时,随着秦人、汉人对黔北一带的开发,蜀地酿酒技术随着川盐输入夜郎。由此可见,“枸酱”是楚人、秦人、蜀人以及土著人共同技术交流的结晶。(www.xing528.com)
唐宋时期是巴蜀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巴蜀的美酒也被各地的文人骚客颂扬。在文人笔下,巴蜀美酒呈现出四大特色:一是名酒多,李肇《唐国史补》将“剑南之烧春”列为全国名酒,“生春酒”则是朝廷的贡酒。[64]二是酒家多,张籍《成都曲》称:“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65]三是饮酒人众多,南宋范成大《竹枝歌九首》说:“云安酒浓曲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归。”[66]四是酒味以“浓”“香”“烧”著称,杜甫《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曰:“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67]又《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曰:“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68]雍陶《到蜀后记途中经历》说:“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69]
因为数千年积累而成历史底蕴,长江中上游产生了许多全国知名的上乘美酒,其中不乏列于全国十大名酒,并以贵州省的贵州茅台、四川省的五粮液、泸州老害、剑南春、全兴大曲、郎酒等,最为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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