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是长江上游历史文化的第三个高峰。隋末至宋代,相对和平的环境,造就了唐宋巴蜀文化的繁荣。“蜀自秦以来,更千余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南宋末年),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31]隋末农民大起义、唐代安史之乱、唐末农民大起义都未波及巴蜀地区,五代时期也相当平静,宋代的抗辽、抗金战争都在长江上游地区以外进行。此时的巴蜀经济,重新站到了全国的前列。“天府”之美誉,“繁盛与京师同”,[32]富庶与扬州并称。陈子昂说:“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师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蜀国之珍府。”[33]唐代的益州(蜀中),与扬州并称“扬益”,北宋则称“扬一、益二”。[34]这里是李白、陈子昂、雍陶、薛涛、唐求、苏轼、苏洵、苏辙、文同、张俞、苏舜钦、文及翁、张孝祥的故乡,杜甫、吴道子、王勃、高适、岑参、元旗、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李商隐、韦庄、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域外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络绎不绝,真可谓群贤毕集、众星闪耀。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者也很多,哲学方面有李鼎祚、张行成、魏了翁、张栻等,史学方面有范祖禹、张唐英、李焘、李心传等,他们都为中华学术作出了贡献。唐玄宗和唐僖宗两次入蜀给蜀地带来了一大批宫廷御用画家,从而造就了显赫一时的“西蜀画派”,著名者有辛澄、孙位、赵公佑、张南本、卢楞伽、常粲、常重、丰偃、滕昌佑等。青城山成为上游道教活动中心,为第五洞天,自蜀汉范长生之后,自隋至宋在此留名的著名道士有赵昱、梅彪、杜光庭、谭峭、张伯端、陈抟等,其中杜光庭、张伯端、陈抟等,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举足重轻的地位。唐宋巴蜀的佛教也十分兴盛,据史料统计,“隋唐时期益州高僧共28人,其数目仅次于当时的两京长安与洛阳……在今天四川省范围内,有石刻造像的县市为49个,龛窟在10个以上的分布点为124处,其中多数为唐宋时期的作品……其分布之广、造像之多、题材之富、技艺之精,在全国都是少见的,在我国长江流域更是仅见的”,[35]其中全国最大的佛寺大慈寺、全世界最高的大佛乐山大佛也是这一时期兴建的。科技方面,雕版印刷、造纸、井盐以及手工业发展迅速。成都、梅州是长江上游的刻书中心,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所印的《金刚经》卷子就是先出现在四川,后传至敦煌;段成式的《茵阳杂组》、李石的《续博物志》是百科全书式的科技史资料;昝殷的《产宝》是我国最早的妇产科专著,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王灼的《糖霜谱》、秦九韶的《数书九章》都为中国乃至世界同领域学科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唐宋时期,云贵文化也得到了显著发展。“哀牢夷”和“白蛮”等西南民族在古滇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汉文化,相继创造了辉煌一时的南诏文化和大理文化。南诏王国崛起于公元8世纪,时为洱海地南部的一个部落,被称为蒙舍诏,又称南诏。南诏与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等其他五个较大部落,合称“六诏”。在唐朝廷的支持下,“南诏”首领皮逻阁统一了洱海,南诏存在时间直至唐灭亡。后晋天福二年,通海节度段思平灭南诏建国,国号大理,举国尊崇佛教。疆域大致含现在中国云南、贵州省、川西南部以及缅甸北部、老挝与越南等地区。公元1095年,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国,1096年,高氏归政于段正淳,为大理国第十五代国王。公元1253年,元灭大理,建云南等处行中书省,段氏被任为大理世袭总管。南诏统治者重视与汉文化的交流,曾先后派遣数千人到成都学习,此时的南诏文坛既产生了郑回、寻阁劝、异牟寻、董成、段文宗等一批诗善文的文人,还出现了《南诏德化碑》《南诏奉圣乐》《南诏史画卷》、剑南石钟石窟等文学艺术精品。此时的南诏,“变腥膻蛮貊之邦,为馨香礼乐之域”。[36]
元至明清,是巴蜀文化的衰退时期。伴随朝代更替而来的战乱,给巴蜀地区经济文化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元宋战争,使巴蜀地区遭受到一场“荡析”。1231年之后的50年间,巴蜀地区军民与南下元军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拉锯战,成都三度易手。元末明初,巴蜀地区仍在动乱中度过。明末清初,巴蜀地区出现了连续80年的战乱和天灾。土司杨应龙与奢崇明的大规模叛乱,“除五蠹”为中心的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及清军的镇压行动,吴三桂领导的反清战争,延绵清代中后期的白莲教起义等,这些战乱都波及长江上游及巴蜀地区,直到清朝中晚期方才平息。战乱给经济社会带来了无情的破坏。1223年的巴蜀地区人口有259万户,到1282年,只剩下12万户。明初四川人口,比元初还少。清代更糟,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清理户口,全省入籍者只有人丁16096人,按一丁5口计,也只有8万人左右。人口锐减,反映在文化上面是文学、艺术、政论、学术等领域的落后。从元初至清代中叶500年间,仅明代出现了大学者杨慎、理学家赵贞吉、易学家来知德等少数全国杰出人物。集清代读经成果之大成的《皇清经解》与《皇清经解续编》,收集全国著作397种,其中竟无一种蜀中著述。这与唐宋时期巴蜀文坛之活跃、著述之宏丰是多么强烈的反差
但滇、黔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甚至有世界级的表现。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云南成为行中书省。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贵州成为行省。明中后期,明朝廷推行“改土归流”,长江上游的少数民族土司被废除,改为朝廷派任流官。源起于汉代的羁縻制度、盛行于唐宋的土司制度,开始走向终点。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云贵文化得到巨大的发展。大量的汉族移民开始进入云贵,带动了科举考试的发展,推动了云南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进程。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滇戏、云南民居等开始进入全国视野。明代王阳明贬谪贵州时,进行讲学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文化的发展,使贵州文化在文学、艺术和方志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38]贵州的物产和手工业逐渐走向全国,茅台酒、蜡染、玉屏箫笛、芦笙鼓等深受人们喜爱。最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在中国的航海地位。郑和,昆明人,明内宫太监,1405年至1433年间,他率队近3万余人,7下西洋,航程达10余万公里,历经39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达赤道以南非洲东海岸,开创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创举,为中国的航海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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