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再次位居全国前列,是长江上游历史文化的第二次高峰。秦并巴蜀,为长江上游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打开方便之门。大量移民进入巴蜀盆地,促进了较为先进的政治制度与生产技术的传入。秦国蜀郡守李冰父子领导创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及井盐、天然气的开采,使长江中上游经济文化发展至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一时期,中国其他地区战乱不断,但长江中上游保持了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再次得到迅猛发展,速度上大大快于国内其他地区,一跃而为当时全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为秦并六国、汉得天下起到后方基地的作用。[18]秦汉时期的巴蜀文学,也领先全国,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严遵、李尤等“文章冠天下”,[19]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严遵的《老子指归》,扬雄的《太玄》,在中国学术史上都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画像砖(石)、丝织品与漆器等艺术都有不俗的表现,蜀锦生产发达,蜀布闻名全国,成都时有“锦都”之称。蜀郡守文翁力兴教育,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方政府学校——石室讲堂,《华阳国志》记载他带领人民“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首次扩大了都江堰灌区。[20]左思《蜀都赋》在写汉至魏晋间蜀地风光时,以“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来描绘;[21]《华阳国志》载巴郡“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22]蜀都则有“桑、漆、麻、苎之饶”。[23]汉代的成都是全国的“五都”之一,汉平帝时期,成都人口35万,仅次于首都长安。汉代的蜀中,始有“天府”[24]之称,也有“汉家食货,以为称首”之誉。[25]
东汉顺帝年间,沛国人张陵来到成都鹤鸣山,创五斗米教(因入道者需交五斗米而得名),之后经过其子张衡、孙张鲁等人的持续发展,五斗米教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义、仪式、方术及组织制度,开始形成中国第一本土宗教。
随着北人南下和南人北上的增多,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交流更加频繁,长江流域的许多生活习惯开始传布至黄河流域,尤以荆楚节庆和巴蜀饮食游乐为甚。在巴郡流行的巴人舞蹈,“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26]汉代饮茶之风开始出现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如王褒《僮约》记载有“武阳买茶”“烹茶尽具”,[27]《广雅》记载有“荆、巴间采茶作饼”。[28]南北朝时期,饮茶风气已吹过黄河甚至抵达大漠,南齐人王肃投奔北朝,因为酷爱喝茶,被北人称为“漏卮”,此时茶被北人称为“酪奴”,说明茶配奶酪已是草原牧羊人的喜爱。
西南地区的方国部落多半被汉人吞并,但滇王仍存。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予滇国国王金印一枚,自此,古滇国正式纳入汉王朝。在古滇国的西部、北部有夜郎国,为西汉所灭,夜郎从此消失于历史的舞台。汉时,夜郎地区与蜀地多有经济文化往来。新莽时期,益州太守文齐对滇池一带的水利事业做了开创工作,“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29](www.xing528.com)
三国时期,长江上游的经济文化重心仍在蜀汉。蜀汉举全国之力用于攻伐,民力耗费巨大。但此时,蜀地的学术文化仍较为发达,“学者中既有外来人士,也有当地人士。治经学者既有今文学者,也有古文学者”。[30]当时在蜀地的学者有南阳人许慈,魏郡人胡潜,洛阳人孟光,汝南人来敏,成都人张裔,梓潼人尹默,西充人谯周及其弟子陈寿,广汉人杨厚及其弟子董扶、任安、周舒,等等。蜀汉时,诸葛亮平定南中(今大渡河以南及云南、贵州二省),在发展当地生产的基础上,对当地物资进行了开发,以补充蜀军之用。
三国之后,自西晋直至隋朝,巴蜀地区战乱不断,经济文化处于凋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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