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前,长江上游地区是原始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元谋人,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名为“元谋直立人”,生活在距今约170万年前;资阳人,发现地点为四川省资阳县城西的黄鳝溪,最远时间距今约3.5万年。长江流域上游晚期智人的发现较多,在云南丽江发现了人类股骨和少女头骨化石,贵州普定穿洞发现了头骨化石、四川资阳黄鳝溪发现了头盖骨、硬腭和骨锥等化石,其中的头骨化石“已具有黄色人种的大多数基本特征”,[2]“显示了它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有着血缘关系上的连续性”。[3]
长江上游最早进入文明门槛是以古蜀国为先。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候伯,历夏、商、周”,[4]这显然是后人附会而成的。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都记载了古蜀国的历史轮廓,较为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五代“蜀王”,分别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袁庭栋先生认为:第一代蜀王蚕丛氏,主要活动区域在岷江上游的高原地区,今阿坝地区仍有蚕陵县,唐代卢求《成都记》有“蚕陵,即古蚕丛氏之国也”的记载。第二代蜀王柏灌,应当是以灌口(今灌县,即都江堰市)为中心区域。第三代蜀王鱼凫,其活动中心在今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遗址很可能就是当时蜀王的都城。第四代蜀王杜宇氏,又名蒲卑,蒲卑就是濮人在都郫邑所建政权,“很可能在今郫都区北边的杜鹃城”。第五代蜀王开明氏,先居樊乡(今彭州、新繁境内),后“徙都成都,时间大约在距今2500年以前”。[5]鱼凫、杜宇、开明三代蜀王,都是湖北西部溯江而上的濮人来到成都平原后,与原来的蜀族融合而建立的政权,这些濮人实际上就是巴人,因为巴人族团中的大部分应属于濮人系统,这种融合也正是古代巴族与蜀族的融合[6]。
商周时期,蜀国与中原王朝都有过密切联系,商代甲骨文中有“至蜀”“征蜀”“在蜀”的记载,甚至有占卜蜀地收成的记载;广汉三星堆器物坑中的礼器、玉器等反映出强烈的殷商文化因素;陕西岐山雏村西周遗址中发现了刻有“伐蜀”“克蜀”文字的甲骨文。[7]这些发现说明,在商周时期,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过频繁交往。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宫殿和成都羊子山祭祀台等遗址,是巴蜀及长江经济带上游早期文明的集中体现,“是巴蜀文化第一个光辉的高峰”。[8]三星堆遗存共分为四期,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第二、三期,时间在距今4070—3200年(约处于夏末商初至商代后期),这里不仅有无与伦比的玉石、礼器,还有带神秘宗教色彩的太阳神鸟金箔和黄金权杖;不仅有许多来自中原的青铜酒器,还有大量来自南亚的象牙和印度洋的海贝;不仅有当时中国少有的高大的城墙与深广的城壕,还有当时全世界规模少有的青铜雕像群……“器物坑出土的器物以立人像、铜面具等具有宗教色彩的青铜像为主,与商文化显得格格不入,明显地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9]成都十二桥发现的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宫殿遗址和成都羊子山发现的方形三层巨型祭祀用土,与三星堆二三期约在同一时期,疑为《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所记的古蜀王鱼凫氏时期的蜀国都城。这些遗址的发现充分表明,在夏商时期的长江中上游,国家(古蜀国)已经形成,它的经济文化发展绝不逊于中原文化,它虽独立发展、独具特色,但与中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其对外交流甚至远达印度。
相比古蜀国而言,古巴国文化更为神秘,更少传世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佐证。传说中巴人与蜀人的祖先同为太昊伏羲氏。《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暤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10]《路史·后记》则载:“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11]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巴方”的记载。古老的巴民族,“其活动范围包括今川东(重庆)、川北、陕南、鄂西乃至洞庭湖一带的广大地区,而鄂西应该是其中心……相关各支系都曾被称为巴人。这其中,有的与周族关系密切,姬姓,即宗姬之巴;有的是属于南方的濮人系统,即后世称为廪君蛮的廪君之巴;有的属于夏人后裔,即丹山之巴,有的属于太暤之后,即后照之巴;有的是活动在今川东地区、后世称作板楯蛮的賨人之巴。所有这些在巴地生息繁衍的人们,被后世统称为巴人”。[12]
据《尚书·牧誓》载,在追随周武王讨伐殷商的“巴地”八族中,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等,[13]只不见巴族,徐中舒认为《尚书牧誓》所记诸族都是居于巴族所在地域附近,故伐商应当有巴族:“但注家对此八族所在,一致以为即在西南,其中当有巴。《华阳国志·巴志》又说:汉高祖谓‘巴渝舞’是武王伐纣之歌,汉(高)祖之言,可能就是本于渝水賨人相传旧说。”[14](www.xing528.com)
迄今已知的先秦巴文化遗存,多属战国时期巴墓,主要出现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巴县冬笋坝、涪陵小田溪、昭化宝轮院等地,发现的器物多数与蜀地相同,但巴式剑较有特色,为柳叶形扁茎无格剑,可刺击和投掷两用。在三峡地区发现了巴式乐器錞于,其顶部多有虎钮,概与图腾信仰有关。巴墓以船棺为葬具,与蜀地风俗相同。这些信仰与风俗仍在后世流传。
东周时期,古巴蜀文明戛然而止。先在春秋时期,巴国被东部逐渐壮大的楚国所蚕食,随后在战国时期,蜀、巴两国先后被北部的强秦所兼并。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军先灭蜀国,再次灭巴。从此,巴蜀地区成为中原统一王朝的一部分。
先秦云南滇池一带有古滇国。战国末期,楚人庄硚攻伐至夜郎、滇池一带,将云南纳入楚国版图。秦国统一六国,先占巴蜀、黔中,庄硚由此独立称王,是为滇王。滇王之后的王室后裔,实为楚人。“滇人的青铜时代,大约始于春秋中期或春秋早期……楚雄县万家坝发掘的80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墓葬及其随葬器物……早期的山字形格短剑,与西邻的洱海坝青铜文化接近;钺形斧,与邻近和南邻的百越青铜文化接近;船棺,与北邻的巴文化接近;戈,与北邻的蜀文化接近。”[15]在云南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还发现有春秋晚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以及春秋战国之际的一颗浅绿色透明玻璃珠,这些应该是南亚传来的,[16]联系到长江上游三星堆出土的众多海贝和象牙,长江中游楚墓出土的许多“蜻蜓眼”玻璃珠,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安息香,或许可以说明:早在商周之时,就有一条经过云南的陆地“古丝绸之路”,联系着中国长江流域与南亚地区。[17]
先秦川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川西安宁河流域至滇西的洱海地带,生活的族群难以确定,总体文化发展程度低于蜀人。前者有石棺墓文化遗存,后者有大石墓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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