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的清朝逐渐落后于世界大潮,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历史由此进入近代史。晚清的政治腐败,走私鸦片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农民起义此消彼长,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传统文化在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开始了自我反思和追赶世界近代文明的浪潮。这当然不是一条平直的坦途,而是一次痛苦与希望、沉沦与纷争交织在一起的艰难历程。[30]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一次次奋斗犹如炼狱,经历了一次次在失败中爬起的过程,近代文明之花还是绽开了。在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适应时代潮流,先后拓展各自的地域文化,由传统走向近代,由封闭走向开放,形成长江中游文化的流变、转型,走向了文化的新生。
两湖。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两湖地处东西南北交通枢纽之地,开内地风气之先,在转型中崛起,起到了带头羊的作用。其中武汉、长沙是两大发达的文化中心。[31]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开埠甚早,新兴工商业的发展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是荆楚也是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和文化中心,岳麓书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学子,有深厚的文化传统”。[32]曾国藩学于岳麓书院,后成为晚清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创建湘军,给当时颓丧的中国输送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也造就了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新风尚。湖南邵阳人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方略,成为当时“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曾国藩、左宗棠开办新兴军事工业,开始洋务运动;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推行“新政”,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兴办洋务运动,为武汉的崛起和武汉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奠定了基础。中国第一位驻欧(法国)大使湖南湘阴人郭嵩焘,最先提出政治体制变革问题,将国人革新思想从物质层面引人制度层面。辛亥革命在武汉打响第一枪,推翻帝制创立民国,使武汉成为革命圣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终使包括荆楚文化在内的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和创新得以实现。(www.xing528.com)
江西。1861年九江英租界的出现,使江西百姓直接感受到被侵略的痛苦。人们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陈炽著《续富国策》,提出“商至于国也,国之于商业,固已共戚同休,迥非昔比矣”,[33]并认为发展农业、工业、矿业,最终在于“兴商”。江西人士的觉醒不只是少数先知先行者的呐喊,而是集体有识之士的发声。江西人士注重商业的发展,认为经济发展才能带动各行各业的兴起,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比较强烈,“振兴实业”“设厂自造”“挽回利权”的口号,逐步变成发展民族经济的行动。旧时代的桎梏虽然沉重,然而江西已经在新时代中寻找到一条新路,赣商精神也一直激励着现今的江西人步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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