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混战以来,中原颓丧,直到公元280年,晋灭吴,才重新出现统一的局面,太康年间,甚至出现了繁荣景象:“泰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17]好景不长,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皇族内部争权夺利,引发了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大量涌入中原,形成“五胡乱华”的局面。黄河流域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秦岭-淮河一线以南虽也时有战事,但破坏程度要小得多。公元311年,匈奴攻占洛阳,琅琊王司马睿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北方士族南迁,史称衣冠南渡。为了逃避战祸,中原人民纷纷南迁。荆楚地区的移民虽然没有下游江东地区多,但也为数不少。
唐时的经济重心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理财名臣第五琦曾向玄宗建议:“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弱强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18]唐李吉甫《元和国计簿》记载,唐后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东南八道。其中,包括安徽所在的宣歙、淮南两道所辖九州。[19]这一地区也随之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中心。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八年的激战,给全国人口最密集的中原地区带来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锐减,哀鸿遍野。“农桑井邑,靡获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20]人们不得不向南逃难,出现了“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21]的大迁徙景象,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移民高潮。安史之乱平息后,长期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或军将叛乱、吐蕃东侵更加剧了北方地区的混乱局面。因此,北方人民仍络绎不绝地往南方迁移。
这次移民运动的迁徙路线与永嘉之乱后的移民运动相似,因而南来北人的分布也大致相似,只是更为广泛,迁移的距离也更远一些。在荆楚地区,有相当一部分移民进入今湖南省境内,估计数量可能超过了今湖北境内的移民。文德元年(公元888年),荆州遭战争严重破坏,州城“兵荒之余,止有一十七家”。[22]虽有五代高季兴割据荆州时,“招缉绥抚,人士归之”,[23]“安集流散,民皆复业”,[24]然而荆州却是无法回到之前的繁荣景象了。(www.xing528.com)
两湖。这一时期,两湖地区的文化出现了三种形式的大融合:“第一,行政区划的地理分割,加强了部分地区同邻近地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鄂东接近淮南习俗就是这一融合的结果之一;第二,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出现了移民与土著居民文化的大融合;第三,佛、道、儒的互相渗透和融合,最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在这一融合中兴起。这三大融合,尤其是前两大融合进一步加强了江汉地区的北方化。这一时期,与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同步,荆楚地区也出现了经济中心向南、向东移动的情况。”[25]
江西。六朝地方官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江西的儒学蔚然成风。在江州地区,还笼罩着佛道的风气,这与当时战乱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一些文人士人归隐于此,如王凝之、陶渊明、高僧惠远等。他们在此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创作和哲学思想。这些归隐之人也为儒佛道的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隋唐经济重心的南移,使江西也成为全国的文化繁荣区域。安史之乱爆发,州县官学衰败,私家书院应运而生;社会门第之风衰落,庶族地主阶层得以迅速崛起。书院教育的兴起在江西形成了独特的“科举文化”,这种文化直到明清才有了衰落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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