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文化同等重要

中华文化摇篮黄河一元论是有历史原因的。李学勤先生认为:“当时流行的看法是,中华文明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还有不少著作,把这种看法同文明兴起于大河流域的理论联系在一起……中华文明则在黄河流域产生和兴起。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10]刘玉堂先生则总结认为,20世纪90年代前人们对黄河文化的青睐和对长江文化的冷漠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导源于“三差”:一是政治中心的“位差”,即中国历来的政治中心大都在黄河流域,政治上的“中原正宗”必然导致文化上的“黄河一元”。人们很容易作出这样的逻辑推理:既然中华文明的摇篮只有一个——黄河,那么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就不应该偏离黄河这条轴线;二是考古发现的“时差”。即长江流域的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重大遗迹基本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发现的,如屈家岭文化发现于1954年,河姆渡文化发现于1973年,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马家浜文化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而对其文化特征与类型的确认已到70年代了……黄河流域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多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现了,如仰韶文化发现于1921年,马家窑文化发现于1923年,齐家文化发现于1924年,龙山文化发现于1928年。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使得一些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较早地认识了黄河文化。20世纪80年代前的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有不少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观点的沿袭和发挥。这是“先入为主”所形成的心理定式。三是文化史研究者的“视差”。视差是由政治中心的“位差”和考古发现的“时差”而导致的。在某些文化史学者看来,所谓中华文化,庶几成为黄河文化或曰中原文化的同义语。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展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讨论,大多偏重于一条河流——黄河、一个学派——儒学、一种宗教——佛教、一批都市——北方古都,以及某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某些人物的思想等。而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长江流域文化,则几乎未能进入某些文化史研究者的视野。^[11]

中华文化的主脉——华夏文化,其结构历来是二元耦合的,即始终由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相互结合而成。例如:就文化的特色而言,黄河文化重黄帝,长江文化重炎帝;黄河文化重儒教,长江文化重道教;黄河文化崇龙,长江文化崇凤;黄河文化以刚劲、雄浑见长,长江文化以柔美、清奇取胜等等。就人的思维习惯来说,南北也有所区别,如黄河文化较谨严,长江文化较灵活;黄河文化重实际,南方文化重浪漫。就同一具体事物类别而言,在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学术语境中,其内涵与外延也是不同的,如经学分北学和南学,禅宗分北宗和南宗,戏曲分北曲和南曲,拳法也有北拳和南拳。总之,南北有异,而又互为补充,它们共同构建了华夏文化的二元基因。(www.xing528.com)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总是在相互冲撞、相互对抗中相互影响,平行发展。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就如太极一般,相互补充,互取长短,刚柔相济,自然而然地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有机整体。这种相互融合的文化统一体,正是中华文化持续不断发展、永不衰竭的基础,由此数千年的发展,呈现给世人的是波澜壮阔、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同时对周围的少数民族文化乃至海外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