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化,既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又是一种流域性的文化,[1]也有学者指出长江文化表现出了显著的版块文明的特征。[2]这种板块性质的文化,也称文化区。文化区,又称文化地理区,是指相似或相同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文化区与行政管理区不一样,它是不同文化特质的空间载体。在同一文化区中,人们的语言、宗教、民俗、价值观、性格、行为、审美情趣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并与其他的文化区有较大区别。
文化区的划分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区的文化特质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文化区或者扩散,或者融合,于是旧的文化区衰落或消失,但又有新的文化区出现。
但就长江经济带而言,其文化的分区,受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加之历朝行政区划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故总体具有较强的文化延续性。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主要有巴蜀文化区、滇文化区、黔文化区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主要有荆楚文化区、赣文化区;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主要是吴越文化区、皖文化区。
巴蜀文化区,行政区划在长江经济带中属于四川和重庆的地域范围,与西藏、青海、陕西、甘肃、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等省份接壤,气候温润,农业发达,自古有“天府之国”之美誉。地理上具有封闭的特性,其地区中间为盆地,四周“山川重阻”,古人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的感叹。地理的封闭性、历史上战争和移民的原因,造就了巴蜀文化具有独立与开放交织的复杂特征。巴蜀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先秦时期的古蜀国文化,如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等早期蜀文化遗存。巴蜀地区,在战国、三国、宋末、晚清时期都经过大规模战争的洗礼,独立发展的文化受到极大的摧残,取而代之的是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发展,巴蜀文化历史上有5个高潮时期,分别是先秦古蜀国时期、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滇文化区,又称云南文化区,位于国土西南边陲,国内与西藏、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区相连,国外则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交界。云南属于热带-亚热带高原气候,地形地貌错综复杂,少数民族众多。云南在远古至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遗迹,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文化遗址表明云南约在公元前12世纪跨入文明社会的大门。晋宁、江川、楚雄等地相继发现的大批青铜器,表明云南在东周至西汉时期存在较为发达的青铜文明。楚顷襄王(一说楚威王)时的庄硗入滇,是云南最早的历史文化记载。其后,云南文化不断与长江主流文化进行交流,并至明清时期发展至高潮。
黔文化区,即贵州文化区,其气候温和,但地形复杂。东与湖南丘陵相接,西南部与云南、广西相接,北面与四川相连,境内有乌江和赤水河向西北汇入四川长江,有沅江向东南经湖南汇入中部长江。贵州在古代被蔑称为“蛮貊之邦”。春秋战国时期,在楚文化与蜀文化的影响下,西南出现了富有地域特色的“黔中文化”,主体即“濮文化”和“夜郎文化”。濮和夜郎最后融入秦汉文化。东汉末直至宋代,贵州文化出现长时间文化断层现象。明代王阳明贬谪贵州,贵州文化因此又有了显著的发展。(www.xing528.com)
荆楚文化区,或称两湖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地处长江经济带中游,行政区划主要指今天的湖北、湖南。相对于狭义的荆楚文化——湖北文化而言,指代湖北、湖南的广义荆楚文化更加宽泛。荆楚文化区有“楚塞三湘接、荆门九脉通”[3]的美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水陆交通的中枢。荆楚文化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百万年前的建始人,数十万年前的郧县人、长阳人,到新石器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人类活动的遗迹链条几乎没有中断。夏商时期,三苗传说,以及对应的已迈入文明门槛的石家河文化,黄陂盘龙城遗址,都属于长江中游的早期文明证据。春秋战国时期高速崛起的楚国,将长江中游的经济文化推向了鼎盛时代,老庄哲学,屈骚文学,青铜冶炼、丝织、刺绣、髹漆和楚派建筑等,都引领时代潮流。先秦时期形成的荆楚文化区,影响着后世发展,唐宋明清,概莫能外。
中游的赣文化区分布范围集中在江西鄱阳湖和赣江流域一带。[4]江西也具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乐平市涌山岩(洞)旧石器遗址、万年仙人洞的新石器早期遗址,表明江西在人类文明到来之前就有了频繁的人类活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遗址等也表明其在商周时期就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春秋战国时期,江西被喻为“楚头吴尾”之地,接受着东面的吴越文化和西部的楚文化的双重影响,没有自己的特色。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江西文化较之邻近的荆楚和吴越要落后,但青瓷器和纺织印花,是江西人们对中华文明做出的特殊贡献。[5]宋明时期,江西文化高速发展,文化繁荣,经济富庶,名人辈出。
吴越文化区,以太湖为中心,其行政区划范围大致包括今日的江苏、浙江省和上海。旧石器时代的吴越文化遗址有吴中区三山岛等,新石器时代的吴越文化遗存分布广泛,如余姚河姆渡文化、南京北阴阳营以及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等,这些表明长江下游逐渐跨入人类文明门槛。春秋战国时期,以吴、越两国相继崛起并称霸中原为标志,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初步形成。东汉以降特别是唐宋之后,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势,吴越地区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抬升,其文化也一扫战国至秦汉的颓势,快速步入全国前列。富甲天下的经济财富,灿若星河的人文群体,使得吴越地区有了“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近代文化中心点”[6]等高度评价。
安徽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文化类型具有跨区域的文化特性,其地理上因为淮河、长江水系的分割,被划分为淮北、江淮和江南三个地域。江南接近太湖流域,属吴越文化中的徽州文化;淮北地处黄河流域,故中原文化色彩浓厚;江淮地区则带有吴越和中原文化过渡的性质。夏商时期,江淮地区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徐淮夷文化”,对西南的楚文化和东南吴越文化都有较大影响。总体而言,安徽的三大区域文化具有荆楚文化、黄河文化向吴越文化过渡的文化性质,但吴越文化成分较多,属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
长江全流域的上游、中游、下游三大文化区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三大区域文化中心。三大区域文化以及三大区域文化中心各有所长,难分伯仲,共同构成了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博大精深的长江流域文化。三大区域文化之间相互勾连,相互影响。三大区域文化之外的亚区域文化也是如此,如滇文化区、黔文化区虽属于巴蜀文化,但与荆楚文化也联系紧密,同样皖文化区与荆楚文化、赣文化区与吴越文化也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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