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劳工与资本：关联性及动态关系

本文研究了在市场改革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汽车行业的劳动关系是如何在工厂、国家和全球化过程的复杂互动中变化发展的。前文已经说明了追求效率和维持合法性的矛盾压力是如何驱使大型的汽车国有企业与合资企业通过劳动力二元制来努力寻求稳定的解决方案的。然而，在工人中的划界策略并不能杜绝持续的可以引发变革的劳工运动。我们已经看到，劳动力二元制虽然在正式工与临时工之间产生分化，并且限制了他们对管理者的公开抗争，但是劳动力二元制同样也鼓激发了新一代临时工反抗不平等的待遇。工人自下而上的反抗，反过来使管理者做出具体的让步，改善临时工的条件。

虽然目前在汽车整车企业中劳工抗争的数量和范围还比较小，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南海本田为代表的汽车零配件工人的罢工浪潮代表了中国劳工运动的一个新发展。［29］通过将汽车工人的抗争放在中国大的社会环境中来讨论，可以看出，自下而上不断增长的劳工抗争和劳动争议的压力促使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劳动法改革来重新稳定劳动关系，包括劳动合同法的颁布。然而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反映出政府在就业人口中采取了划界策略，以此来达到维持合法性与追求效益之间的平衡。因此，我们看到中国主要的汽车整车厂倾向于加强劳动力二元制，尽管也在改善临时工的待遇和工作条件。

在当前中国的政策体制下，工人阶级是结构性的弱者，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新一代中国工人随着跨国和国内资本的发展也在不断成长壮大，他们有力量也有意愿为争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抗争，中国政府必须回应和解决他们的不满与要求。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改革时期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于两个支柱：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但往往被忽视的是，维持社会稳定是中国政府更需要重视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深化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动力大部分来自于中共高层官员的这种信念：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战略上是必要的吗？因为它可以为更有效地为国家经济指导和国力增强创造条件；其目标并不是追求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而是要建设一个强大而有效能的发展型国家。［30］

此外，中国独特的历史遗产——群众革命和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遗产——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干群关系。“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赋予了底层群众自信和战斗性，而且政府始终坚持党的革命传统和群众路线赋予这种自信和战斗性一定的合法性。［31］

中国政府将维稳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这些成为工人维权抗争的合法性优势。这种合法性优势建立在工人潜在的对生产和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力量的基础之上，尽管他们没有独立的工会和其他代表工人的正式组织。(www.xing528.com)

事实上，全国总工会在代表工人的利益和与雇主谈判上的无效角色，迫使政府不得不直接介入劳资矛盾与冲突，并且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多数情况下政府介入都能促使矛盾冲突得到迅速解决。因此，一些地方性的工人集体行动能够轻易地被上升为与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相关的政治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工厂中常见的、地方性的、非政治性的劳资冲突会直接导致政府干预，而且能够引发立法和其他正式制度的改革。换言之，中国工人虽然不通过工会、自组织地与雇主讨价还价，［32］但是他们也利用政府对维稳的重视和直接干预，利用合法性优势使雇主做出一些让步。

诚然，本文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中国工人自下而上的斗争的重要性，即使在缺乏工会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够使工人赢得雇主的一些让步的合法性优势；但是笔者也强调了劳工组织化的重要性，尤其是建立能够真正代表工人的、能表达和争取工人权益的工人组织。笔者不否认威权体制会阻碍中国工人争取更好工作环境的集体追求。与James Scott（1985）在《弱者的武器》中提出的观点一致，本文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自下而上的集体斗争具有反霸权的潜力，不论其追求的目标是什么。［33］中国工人本身已经证明了这个基本的观点，即工人阶级通过集体斗争能够持续不断地改善他们的生活。从这方面看，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该低估中国工人广泛的、地方性的抗争行动所带来的影响，它们是推动政府回应底层的不满和需求，对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的负面效应进行约束的一种抗衡力量。事实上，Frances Piven 和Richard Cloward 的主要理论表明，许多贫民运动的成果并不是来自建立正式组织以挟制国家的力量，而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政者面对来自下层的广泛而激烈的自发性的破坏行动，为应对社会治理失控的威胁而做出让步的结果。［34］

但是，为了有效利用来自下层的“破坏性力量”，“人们必须意识到是他们自己是有力量的——精英阶层也必须依赖群众。人们必须进行组织和策划，要使他们的力量发挥作用，团结一致的行动是必要的”。［35］重要的是要记住“信念的力量”本身就是工人力量的重要来源。［36］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要提高工人对于自己议价能力的认识。新的劳动法的赋权效应——鼓励普通工人站起来，并且通过正式的法律制度来保卫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一系列的新的劳动法将会成为新一波劳工行动主义和战斗性的催化剂，特别是在雇主想要违反法律的时候，或是当劳动争议仲裁系统负荷过重不能尽快处理工人的诉讼和不满的时候，工人往往转向直接行动。要对中国汽车工人在中国劳工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还要沿着相关的路径作进一步分析。^[56]另外，它也有待于中国汽车工人用自己的言行来回答。